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政府用三个“五年计划”时间在西南和西北地区进行了一场以国防工业为中心的大规模经济建设，这就是三线 建设。三线是从战备角度对全国不同地区进行的战略划分。按照当时的战略布局，西南、西北地区 为三线，又称“大三线”，沿海和沿边地区为一线，一线和三线之间的广大地区为二线。另外，各省还划分了自己的一、二、三线，其中的三线称“小三线”。三线建设投资比例高、规模大、范围广、时间长，实际上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集中的西部开发。中国政府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突然改变“三五”计划的最初设想，开始大规模的三线建设?这是一个值得认真探讨的问题。影响三线建设决策的因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本文认为其中的主要因素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进入60年代，中国的周边环境进一步恶化，国家安全的潜在威胁加大

冷战时期，我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是十分险恶的。进入60年代，我国的周边环境进一步恶化。在南部，1964年8月5日，美国制造北部湾事件，对北越实施军事封锁和大规模的轰炸。1965年3月，美军悍然在南越登陆，开始了在越南的特种战争，战火烧到了中越边界，对中国构成了严重威胁。在北部，由于中苏关系全面恶化，中苏边界的紧张局势也进一步加剧。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苏联向临近中国的边境地区派驻的军队由10个师近20万人逐渐增加到54个师近100万人，苏联还把战略导弹直接指向中国。在西南方向，1962年中国军队击退印度军队的大规模入侵后，中印边境局势尚未得到缓和。在东北方向，美国驻军韩国和日本，对中国和远东地区构成威胁。此外，盘踞台湾的蒋介石集团从1961年到1965年，也一直叫嚣反攻大陆，多次派飞机、军舰和武装特务对东南沿海进行窜扰。

上述种种情况不能不引起有关方面对敌对势力可能对我国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高度警惕。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64年4月25日，解放军总参谋部(简称“总参”)作战部提出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报告认为，我国工业基地、大城市过分集中于东部地区，在战备方面存在着许多隐患，一旦发生战争，后果不堪设想。建议由国务院组一个专案小组，根据国家经济的可能情况，研究一切切实可行的积极措施，以防备敌人的突然袭击。总参将此报告呈送毛泽东及中央政治局。毛泽东对报告非常重视，批“此件很好，要精心研究，逐步实施。”根据毛泽东的批示精神，一个以李富春任组长，薄一波、罗瑞卿任副组长的国务院专案小组进入全面运作阶段。

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毛泽东对苏联卫国战争的经验教训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一次，他在同一位主管工业的负责同志谈话时说:要好好研究斯大林的经验，斯大林一不准备工事，二不准备敌人进政，三不搬家，这是教训。他认为，由于斯大林没有重视乌拉尔以东地区工业基地的建设，致使苏联在卫国战争初期惨遭严重损失。但即便如此，这片工业基地仍然在战争中发挥了较大作用。联系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如果战争打起来，没有强大的后方工业基地是不可想象的。

1964年5月16日至6月17日，中央召开工作会以，决定改变“三五”计划主要解决“吃穿用”的初步设想，把“三五”计划的重点放在三线建设上。鉴于中苏关系的全面恶化，《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不仅失去了共同抵御第三国入侵的作用，相反，产生了来自苏联的新的威胁。毛泽东在会上指出，从赫鲁晓夫大反华的趋势看，我们要考虑到万一他冒天下之大不韪，竟然把战争加在我们头上。因此我们必须下大力气加强抵抗武装入侵的准备。

对苏联威胁的警惕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关于战争与和平的理论和对现代战争的理解。1964年8月中旬，中共中央书记处举行会议，讨论三线建设问题。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侵略战争。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的危险。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它们什么时候要打仗。决定战争最后胜利的不是原子弹，而是常规武器。现在工厂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备战。工厂可以一分为二，要抢时间迁到内地去，各地都要建立自己的二、三线，不仅工业交通部门要搬家，而且学校、科学院、设计院都要搬家。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会以决定：首先集中力量建设三线，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保证。新建的项目都要在第三线。第一线能搬的项目要迁，明后年不能见效的续建项目一律缩小建设规模。

在战争威胁的紧张气氛下，1965年4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加强战备工作的指示，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在思想上和工作中准备应付最严重的局面。

1965年7月21日国家计委向周恩来汇报调整和修改后的“三五”计划的初步设想。汇报谈到，“三五”计划实质是一个以国防建设为中心的备战计划。要从准备应付帝国主义早打、大打出发，把国防放在第一位，抢时间把三线建设成具有一定 规模的战略大后方，经过第三个五年计划或稍多 一些时间的建设，三线地区将成为一个部门比较 齐全的新的工业基地。由此可见，备战是进行三 线建设的一个最直接的原因。

第二，调整工业布局的需要

调整工业布局是进行三线建设的又一直接原因。由于历史原因，中国的工业布局存在着东重西轻的严重不合理局面。大约70％的轻工业和重工业集中在东部沿海，内地只有30％左右。这种不合理的状况，中国党和政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给予了充分的注意，并准备有计地加以改变。

早在1956年，毛泽东就指出，“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提出利用沿海工业的优势支持内地工业发展的思想。恩格斯曾经指出，大工业在全国尽可能地平衡分布是消灭城乡差别的重要条件。在计经济体制下，工业如何布局主要是通过政府的意志来体现的，政府意志的贯彻又是通过国家建设项目的选址实现的。由于“大跃进”的破坏和被迫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政府对全国工业布局的调整停顿下来。到60年代中期，随着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基本完成，使开展新一轮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成为可能，而浓重的备战气氛又使工业布局的调整具有一种前所未有的紧迫感。1964年9月13日，李富春向毛泽东汇报经济工作和计划工作问题，提出要争取用7到10年，改变目前工业布局的面貌。

1964年10月30日，中共中央批准下发了国家计委提出的《1965年计划纲要(草案)》。计划纲要提出，1965年三线建要结合第三个五年计划来考虑和安排。三线建设总的目标是:要争取用多快好省的方法，在纵深地区建立起一个工农业结合的、为国防和农业服务的比较完整的战略后方工业基地。

1965年8月21日，国家建委在北京召开全国搬迁工作会以。会议指出，搬迁工作必须立足于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从准备大打、准备早打出发。会议认为，大规模的搬迁，实质上是一次国民经济的大调整，要把搬迁、建设战略后方和当前生产很好地结合起来。

1965年9月2日，国家计委拟了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确定“三五”计别的指导思想是:积极备战，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快内地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调整工业布局的 设想在1964年底召开的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为一个长远目标得到法律确认。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宣布:“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总的说来，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 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前列。”在这里，调整工业布局，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成为发展国民经济长期规划的一个重要步骤。

第三，“反修防修”的考虑

20世纪60年代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多事之秋，外患内忧的压力突然增大。对外，担心可能发生的外来侵略和西方资产阶级的和平演变;对内，困境中的国民经济尚未恢复元气，又产生了对于资本主义复辟的无穷忧虑。相对于外患来说，复辟资本主义的内忧更多是幻化出来的。但这种幻化出来的忧虑对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来说似乎又是无法排解的。

如前所述，进行三线建设是为应付外患发生的预防性措施。那么，三线建设与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否也有直接关系呢?答案是肯定的。中国共产党对复辟资本主义的忧虑是从对苏联内外政策的认识分歧开始的。进入60年代，中苏两党的分域歧进一步加剧。1960年4月22日，中共中央以《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发表《列宁主义万岁》一文，点名批判铁托，实际上是不点名地批判赫鲁晓夫。在内部，则明确指出苏联已经变修。并认为国内也已经有了彭德怀等七八个“修正主义”者，要警惕中国变修。在1962年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在代表中央所做的“书面报告”中，专门讲了反对现代修正主义问题。毛泽东在讲话中警告“: 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也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重新强调阶级斗争。

1963年2月25日，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专门作了关于反修问题的报告，他说“: 我们需要在经济上、在政治上、在思想上、在党和国家的组织上，也包括军队的组织上，保证不蜕化变质。不只是要保证我们这一代，而且要保证我们的后代也不蜕化变质，这“是生死存亡的问题”，“是亡党，亡国的问题，是人民当权，还是少数剥削者当权的问题”。1964年1月25日，中央发出《关于向基层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进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教育的通知》，决定对全党全民进行一次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教育运动。

可是，反修防修的措施不管如何积极，如何严密，毕竟不能避免资本主义复辟于万一。所以，在 1964年6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忧心忡忡地提出了中国“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的问题，他要求大家“: 中国出了修正主义的中央，要顶住。”刘少奇在会上说:如果出了这种情况，“一个省可以独立，可以造反”。那么，地方独立、造反凭借的实力是什么呢?这就是“小三线”。在1965年9月18日至10月12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明年后年最好一个省搞一个小钢铁厂，小三线没有钢厂不行，有大钢铁厂的地方就不要再搞。10月10日毛泽东在同大区第一书记的谈话中，又提出了“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的问题。并说，要备战。各省要把小三线建设好，不要怕敌人不来，不要怕兵变，不要怕造反，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线，就可以造反嘛。过去有些人就是迷信国际，迷信中央，现在你们要注意，不管谁讲的，中央也好，中央局也好，省委也好，不正确的，你们可以不执行。1965年5月，毛泽东不顾70多岁的高龄，重上井冈山。不难想象，他对资本主义复辟确是做了最坏的准备。

第四，在工业化发展战略上优先发展重工业指导思想的影响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是与一定的物质技术基础相联系的。马克思指出“: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义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

列宁指出:社会主义的唯一的物质基础，就是同时也能改造农业的大机器工业。”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工业基础薄弱。在西方国家的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面前，尽快建立自己独立的工业体系显得尤为迫切。新中 国成立初期，中国政府通过对苏联和西方国家不 同的工业化道路进行比较，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 业的工业化发展道路。应该说，这在当时有其客 观必然性。但并不是没有争论。当时有些同志，包括一些党外民主人士，认为中国在经历了长期 的战乱后，人心思定，政府应该与民休息，多搞些 轻工业。为此，1953年9月，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 府委员会第24次会议上专门讲了一段如何看待“施仁政”的问题。毛泽东把上述思想称为“小仁政”。指出“: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两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那么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呢?重点应该放在大仁政上。现在，我们施仁政的重点应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有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说，人民生活不得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不可不照顾，不可多照顾。照顾小仁政，妨碍大仁政，这是施仁政的偏向。”

当然，优先发展重工业，并不意味着置其他部门于不顾。中共中央1952年12月22日发出的《关于编制一九五二年计划和长期计划纲要的指示》中指出:要“集中力量保证重工业的建设”，但“决不能理解为可以忽视轻工业的发展及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以至放松对这些事业的领导。如果那样，显然也是错误的”。毛泽东在《关于正 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一文中又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必须以重工业为中心，同时兼 顾农业和轻工业的合理发展。经过三年“大跃进”的曲折之后，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中国工业化发展道路。这一方针的提出辩证地说明了农业和工业在工业化进程中的相互关系，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工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方向，但并不意味着优先发展重工业指导思想的改变。特别是中苏关系全面恶化以后，中国被迫在一种封闭的环境中自力更生地进行工业化建设。在这种情况下，“三五”计划“吃穿用”的初步设想被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国防工业建设所代替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第五，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以国防工业的优先发展带动工业化进步的规律

现代化研究学者根据不同国家现代化启动的时间和方式不同，将其分为“早发内生型现代化”和“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前者以英、法、美为典型，其现代化的动因来自本国内部，是本国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的结果；后者包括德、俄、日及当今世界的所有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现代化最初的诱发与刺激因素主要来源于外部世界对其生存的严峻挑战和现代化的示范效应。由于外部世界对自身生存的严峻挑战，所以，“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几乎总是把民族独立和国家安全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基于这样的考虑，许多国家选择优先发展国防工业带动工业化进步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在这方面德国、日本和俄国都有自己的成功经验。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进入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就一直被两大因素深深地困扰着，这就是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没有国家安全，就没有发展经济所必需的和平外部环境;而没有经济的发展，国家安全也就失去了物质的保障。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是一个典型的优先发展国防工业的现代化方案。遗憾的是，中国没有德日俄那么幸运。新中国成立后，困扰中华民族的两大因素并没有消除。年轻的共和国渴望着经济的迅速腾飞，同时也倍加珍惜通过几代人奋斗牺牲所赢得的民族独立。因此，如何处理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始终是摆在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面前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特别是进入6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周边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国防工业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凸显。1964年5月11日，毛泽东在听取“三五”计划的汇报时指出:国民经济有两个拳头。农业是一个拳头，国防是一个拳头，要使拳头有劲，屁股就要坐稳，屁股就是基础工业。应该说，三线建设以发展国防工业为中心既有现实的考虑，同时也有中国百年屈辱历史给予的深刻启示。

三线建设重大决策的形成是上述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当然，这些因素的存在只是说明进行三线建设有其现实的必要性，而国民经济调整任务的完成和经济的全面恢复又使三线建设的全面开展具有了现实的可能性。

 

【作者简介】

董宝训，男，山东海阳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