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奎

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新中国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曾经进行了一场声势浩大、规模空前的全国性战备活动，史称“全国大备战”。这次战备，以“早打、大打、打核战争”为指导方针，整个国家建设以“准备打仗”为中心，从60年代中期国防和军队建设由和平时期转入临战状态开始，直到1985年国防和军队建设再次回归至和平建设轨道结束。其间又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更使得这次战备在新中国历史上显示出特殊的复杂性。近些年来，学术界对于这段历史的评述，众说纷纭，褒贬不一。普遍的观点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 当时对战争危险估计过高，把战备工作作为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严重影响了国家经济发展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也有少数学者对其做了充分的肯定，认为当时国际环境 确实严峻，中共中央做出这样的决策无可厚非。不了解历史，就会妨碍我们对当前问题的认识。“历史学的科学价值，就在于借助于翔实的史料，对具体历史过程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揭示出本 质的、带规律性的认识，俾能成为借鉴。”

到底应该如何认识和评价这段历史，从中应该汲取哪些经验和教训，值得深究，本文就此提出自己的浅见。

    一、全国大备战决策的出台，是新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面对严峻的国家安全形势的必然反应战争准备，是遏制和打赢战争必不可少的精神和物质基础。

国家是否要进行战争准备，投入多大的人力和物力，最根本的依据是对战争与和平发展趋势的分析，对战争威胁的判断，对于现状和未来战争特点和规律的认识，而这些分析和判断都是以国际形势和周边安全环境为客观基础的。全国大备战的起因，最根本的是国家安全环境的恶化以及战争威胁的客观存在。

（一）20世纪60年代，国家安全环境持续恶化，战争危险客观存在，要求新中国领导人必须加强反侵略战争准备

自20世纪60年代，美国加速了对新中国实施战略包围的进程。在东面，在大力支持台湾当局加紧对我东南沿海的武装袭扰和破坏的同时，美国第七舰队和驻日、菲等国及台湾地区的美军，每年都要在太平洋上进行以中国为假想敌的联合军事演习，明目张胆地向我炫耀武力；在西面，暗地里支持在1962年遭我严惩的印度当局，继续与我为敌，使我西部、西南部边疆仍处于侵略战争威胁之中；在南面，制造“北部湾事件”，以轰炸越南北方的方式扩大侵越战争，将战火引至中越边境，并时常以飞机入侵中国领空。中苏友好关系破裂之后，苏联自1964年起，在中苏、中蒙边境地区大量增兵，多次在边境地区挑起事端。1966年2月，苏蒙签订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苏蒙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苏联军事力量加紧向中蒙边境推进，在蒙古建立军事基地和导弹基地，将战略武器对准中国。此后，苏联不断加大针对新中国的军事威胁，仅在中苏边境地区的驻军就陆续增加到40多个师。1969年前后，苏联又先后派出20多个军事代表团，到中国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活动，企图组织针对中国的所谓东南亚国家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

一时间，新中国同时面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军事围堵，腹背受敌，周边安全环境急剧恶化。面对严峻的国家安全形势，毛泽东、中央军委逐渐认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强调准备应付世界大战。1964年10月22日，毛泽东在一份批示中明确指出：必须立足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立足于早打、大打、打原子战争。我们不仅要在战略部署、后方设施、作战准备和国防工业建设等方面充分注意这个问题，同时，也要在国民经济建设方面充分注意这个问题。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11月4日，中央军委在关于贯彻军委办公会议第七次扩大会议精神情况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我们的战备工作，必须从最困难、最复杂的情况出发，多准备几手。要以临战的姿态，立即行动起来，认真加强战备工作。

1965年制订的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特别突出了战备工作的重要地位。从此，一场规模空前的全国性大战备拉开帷幕。1969年3月发生的苏联武装入侵珍宝岛事件，加上美苏争霸愈演愈烈的国际形势，更加坚定了新中国领导人对“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判断，并认为“世界大战可能提前到来”。

1969年4月，“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指导思想正式写入党的九大政治报告之中，成为全党、全国、全军一切工作的基本指导方针，全国进入临战状态，全民开始搞备战。对战争威胁的判断是决定战争准备的根本依据。因此，中共中央是否对当时形势判断过于严重是目前学术界对全国大备战认识分歧的焦点之一。

笔者以为，当时战争危险客观存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形势的判断是客观的。我们不能因为后来历史的发展（世界大战并没有打起来），就由此断定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于当时形势估计过于严重，开展全国大备战是错误的。对历史的认识，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环境而依照历史发展的结果以及现在的认识水平去苛求前人。

新中国领导人向来重视战争准备。在战争年代，“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战”是最基本的作战原则。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毛泽东始终把做好反侵略战争准备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并要求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要树立常备不懈的战备观念。“从最坏的可能性着想，总不吃亏”，是毛泽东战备思想的一贯原则，开展全国大备战，是新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面临战争威胁、保卫国家安全的必然反应，就全国大备战决策本身而言，其正确性不容置疑。

（二）当时人们对未来战争的特点和规律的认识，以及我们现实的差距，客观上规定了战备工作的规模和内容

受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在两极格局解体之前，各国战略的关注点长期放在全面战争特别是世界大战上。

冷战期间，两大军事集团剑拔弩张，美、苏一浪高过一浪的核军备竞赛，更使得世界各国都感受到处于随时都可能爆发核大战的恐怖之中。世界各国普遍认为，未来的战争将是核大战或是核威胁条件下的常规大战。

针对战争发展的这些特点，以及20世纪60年代初不断恶化的安全形势，毛泽东在50年代战略思考的基础上，提出了不仅要为应付世界大战做准备，而且要早做准备，准备敌人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战备思想。我国疆域辽阔，边海防线漫长，维护国家安全与捍卫主权的任务复杂而艰巨。

新中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水平较低，国防工业基础薄弱，对大规模战争的支持能力有限。因此，面临世界战争威胁，落后的现实状况以及对未来战争的特点和规律的认识，不仅成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加强战备的重要原动力，而且间接规定了战备工作的方向和重点。在提出“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战备思想之后，毛泽东根据未来战争的特点，对战备工作做出了一系列具体指示：帝国主义势力还在包围着我们，我们必须准备应付可能的突然袭击。我们的工作安排，要放在帝国主义突然袭击可能提早到来这一点上；一定要搞几道防线，战争初期该顶的地方要顶，不能让敌人长驱直入，防止敌人的空降和空袭；要重点设防，重点守备；一定要把大、小三线建设搞好，准备游击战争的根据地，各省要在战时能够独立作战；还是诱敌深入才好打，敌人可能不深入内地，可以搞小的诱敌深入；要加强民兵建设，实行全民皆兵，人民战争总是可以用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要搞好人防，城防和战场建设。加强“三北”地区的国防工程建设，防止敌人向纵深空降；“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搞好战略物资储备，等等。

全国大备战有着很强的针对性和目的性，是同未来战争特点和规律紧密相连的，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做出这样的决策，不仅是维护国家安全和捍卫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现实需要，也符合当时人们对于世界战争特点和规律的认识以及新中国落后的军事现状。

（三）全国大备战的战略决策并非当时党内“左”倾指导思想影响的结果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我国政治上出现严重偏差的时期，军事决策自然不可避免地出现一系列失误。那么，开始于“文化大革命”前夕的全国大备战这一战略决策，是否也是党内“左”倾错误指导思想的“产物”呢？

全国大备战大约有一半的时间，一直处于党 内“左”倾理论和实践的影响之下，全国大备战实施过程中的一些宣传口号和做法，确实混杂着许 多“左”的色彩，甚至一些“左”的提法，如加强战备，是“深入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具体行动”，“要以阶级斗争的观点看待一切，分析一切，检查一切”，“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等等，为了备战，动不动就搞“大会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做出全国大备战的决策就是这种“左”倾思想影响的结果。

我们承认，全国大备战遭受“左”倾错误的深刻影响，但这种影响更多地体现在全国大备战决策实施过程之中，如战备指标定得过高，战备与国民经济建设的关系处理不当等方面，而并非实施大备战这一战略决策本身，这一点必须搞清楚。决定开展大规模战争准备的根本原因，是当时客观存在的严峻的国家安全形势，当时世界战争的特点和规律，以及我国落后的军事现状。实施全国性的大备战绝非党的“左”倾错误的结果。

二、全国大备战有得有失，必须对其做出历史地、客观地、恰如其分地评价

毛泽东指出，“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对于我们工作的看法，肯定一切或者否定一切，都是片面性的”。邓小平在谈到如何评价历史时，也指出，“要提倡全面的科学的观点，防止片面性和感情用事，这才符合马克思主义，也才符合全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每个党、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只有采取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分析和总结，才有好处”。

全国大备战是一个处于复杂历史阶段的特殊历史现象，对其进行历史评价，必须坚持唯物的、历史的、全面和客观的观点。

    （一）全国大备战增强了国防实力，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有效地维护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总的来说，历经近20年风雨的全国大备战，对新中国的国防建设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新中国的国防和军队建设在艰难曲折中取得了显著成绩，顶住了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军事威胁，遏止了敌人的大规模入侵，有力地保证了几次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的胜利，实现了国防的稳定，创造了相对有利的国际战略态势，不仅增强了我国国防实力，而且极大地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

一是有力地保证了几场自卫反击作战的胜利，并遏止了敌人可能的大规模入侵。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至70年代初期，是新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最为恶劣的时期。扎实有效的战争准备是赢得军事斗争胜利的基本保证。

全国大备战，特别是战场建设和后方基地、国防工程的建设，不仅为组织部队的正常供应，保障平时部队训练及各项任务的完成，保障打击美军空中袭扰作战、珍宝岛自卫反击战、西沙群岛自卫反击战、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的胜利，圆满完成援越抗美、援老抗美等对外军事援助任务，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由战争准备所形成的综合威慑力量，遏止了敌对势力可能对我发动的突然袭击。

近年来披露的资料表明，60年代末勃列日涅夫就曾考虑过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一次外科手术式的突然袭击，并试探过美国的态度。目前，学术界普遍将苏联未将此计划付诸实施的原因，归结于美国的反对。事实上，这只是其中原因之一。中国自开始全国性战备以来对外部威胁势力就保持着高度警惕，而且当时中国已拥有核反击能力。应当承认，当时轰轰烈烈的战备，也是遏止苏联实施核袭击的重要因素。

二是促进了武器装备整体水平的提高。

抗美援朝结束不久，中共中央、毛泽东就从国家长远利益出发，做出了要发展尖端武器的重大决策，并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尖端武器与常规武器并举、坚持两条腿走路”的武器装备发展方针。在全国大备战期间，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艰苦奋斗，终于使尖端武器的发展实现了突破性的进展，继1964年10月16日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之后，1966年10月，又首次发射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1967年6月，又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使中国核武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970年4月，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我们原子弹爆炸不仅政治威力很大，同时在军事上也使我们的国防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大大提高了我们的国防力量”，使我们这个没有现代国防工业基础，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连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都不能生产的国度，竟在短短十几年之内就跨入有核国家的行列，创造了世界科技史和军事史上的奇迹。

正如后来邓小平指出的：“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在尖端武器实现突破性进展的同时，中共中央也特别重视常规武器的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军常规武器基本实现国产化、系列化、配套化，初步形成了核常并举的武器装备体系，大大提高了军队的现代化水平和作战能力。

三是调整了国家工业布局，国家战略大后方建设和战略物资储备初具规模。

    抗美援朝战争实践证明，一个国家战略大后方的物质和精神力量的强弱程度，对现代战争胜负起着决定性的影响。抗美援朝战争刚一结束，国家就着手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并在“一五”计划中明确提出，要 “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一百五十六个建设项目为中心的、由六百九十四个大中型建设项目组成的工业建设，以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

进入20世纪60年代，苏、美两霸针对中国的军事威胁日益加剧，如何防敌突然袭击，成为正在加速发展的国家工业建设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

1964年4月，军委总参谋部提出一份报告，对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问题进行了专题分析，认为有些情况相当严重。

这份报告引起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同年6 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决定迅速展开三线建设，一是在三线建设新的工厂，扩建部分工厂；二是把一线的“独生子”（即全国仅此一家的重要工厂）和配合后方建设所必需的工厂搬迁到三线；三是组织好全国的工业生产，为三线建设提供设备和材料。三线建设，既是为了解决好防敌突袭问题，以提高国家对大规模战争的持续支持能力，也是“将过去背靠苏联建设的项目进行一次大调整，重新安排国家工业建设的布局”。三线建设规模宏大，经过10余年努力，在我国战略后方建成了一大批机械工业、能源工业、原材料工业等重点企业和基地，建成了一批重要铁路、公路干线和支线，建成了完整配套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电子工业基地、战略核武器科研生产基地、航空工业基地，形成了雄厚的战略后方生产基础；使国家经济布局更趋合理，增强了国防工业支持大规模反侵略战争的能力；调整了国防潜力布局，提高了国防的稳定性；也为边远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大大改变了内地经济落后局面。

全国大备战期间，按照毛泽东“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军队和地方按照布局适当、储存安全、调用方便、经济合理的原则，加强了战略物资的储备，使国家、军队和地方的储备形成了有机整体。这些物资储备，在应付局部战争和自然灾害以及保障人民的生产、生活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四是初步建成了适应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国防工程体系。

国防工程是战争的重要依托和国家安全的军事屏障，具有重要的战略威慑和保障部队实施积极防御作战的功能。加强国防工程建设是和平时期战争准备的重要内容。毛泽东强调有备无患，主张“诱敌深入，关起门来打狗”，反对“御敌于国门之外”。新中国成立后大规模的国防工程建设，正是这一战略思想的集中体现。

1964年，台湾国民党集团继续窜扰东南沿海，苏联又在中苏、中蒙边境集结重兵，中央军委决定在继续加强沿海岛屿防御工程建设的同时，在“三北”（东北、华北、西北）地区主要作战方向重要的交通枢纽，有战术、战役价值的要点，构筑坑道、人造山等野战和永备工事以加强战场建设。

珍宝岛事件后，中苏关系更加紧张，针对苏军入侵作战的“三板斧”（核武器突袭、空炮突袭、大规模坦克突袭），毛泽东多次强调要加强人民防空、城市防卫建设以及战略物资的储备，提出了 “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战略思想。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全国很快掀起了以挖防空洞为主的城市备战工程建设。

经过广大军民的艰苦努力，在各重点城市和地区构筑了大量打防结合、平战结合的人防工程。“三北”防护工程和全国挖洞工程的建设，以及人民防空体系、国防交通体系、全国通信网络的基本建成，形成了平战结合的防御体系，不仅提高了我国在未来作战中的防护能力，也在国家防灾救灾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促进了国民经济建设的发展。现在看来，全国大备战时期的国防工程建设，不仅具有重要的军事效益，而且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经济价值和社会效能。

五是极大地提高了全民的国防观念。

全国大备战，不仅使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经受了一次战争准备的实际锻炼，而且潜移默化的战备教育使全民皆兵、准备打仗成为每一个公民的自觉行动，极大地提高了全民的国防观念。

毛泽东“全民皆兵”思想的落实，不仅使全国范围内能拿起武器的男女公民都受到了一定的军事训练，为建立全民防御网奠定了扎实的物质基础，而且为后来民兵、预备役的建设和发展进行了实践和理论探索。

此外，全国大备战在我们对待战争的态度、研究战争的方法方面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当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待战争的大无畏的英雄主义气概，仍是我们今天倍感自豪和应该大力弘扬的；当时提出的一些反对侵略战争的号召，如“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他们一定要打，我们奉陪到底”等等，以及“从最坏处着想，总不吃亏”，辩证地分析战争与和平的发展趋势，坚持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等研究战争问题的方法、原则，在今天依然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二）全国大备战过分地强调战备的重要性，也给国家经济发展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全国大备战，对应对当时严峻的周边安全形势、维护国家安全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也应当看到，由于全国大备战过分地强调战备的重要性，国家的全面建设长期处于临战状态，不可避免地给国家经济建设、国防和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带来一些负面影响。

一是全局性的战备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国家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全国大备战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线建设上，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确立了“早打、大打、打核 战争”的方针后，国家计委即对“三五”计划做了调整，使“三五”计划在实质上成为一个“以国防建设 为中心的备战计划”，强调“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线建设”。此后的“四五”计划延续了“三五”计划提出的“狠抓战备，集中力量建设大三线强大的战略后方”的建设方针。在这10年中，三线建设共投资2050亿元，占同期基本建设基金的43.4％。

三线建设功不可没，但是在当时战备的环境下，摊子铺得有些过大，国家经济发展的积累率过高，对解决人民的生活问题不能不带来一些问题；一些工程建设违背科学规律，有些对环境条件要求较高、生产精密设备的企业，也进了川、云、贵的溶洞；许多大型工程项目突出强调符合战备要求，而忽视了工业发展所必需的经济效益，片面强调“分散、靠山、隐蔽”，远离城市，交通不便，不仅给生产组织带来极大的困难，导致企业投入机会成 本大大增加，而且职工及家属子女的生活保障不能依托社会，造成资源的浪费。而属重复投资的小三线建设造成的浪费就更大了。

二是片面强调国防建设的重要性，使国防建设长期囿于单纯军事观点。新中国成立不久，中共中央、毛泽东就为国防建设确定了“要服从经济建设大局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指导原则，并在武器发展和国防工业建设实践中，总结出了“平战结合、军民结合”的指导方针。

这些原则、方针，在20世纪50年代对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在全国大备战实施过程中，由于受“左”倾思想的影响，片面强调国防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整个国家建设转向了以战备为中心的轨道。在国防科技工业建设的指导思想上，没有把国防科技工业作为社会生产力的一个组成部分，纳入国家工业建设的总体规划之中，单纯强调国防工业的军事功能，国防工业的发展日益脱离了“平战结合、军民结合”的正确轨道。许多刚刚上马的民品生产纷纷下马，生产结构又恢复到单一的军品上。在中苏紧张对峙时期，军工生产摊子越铺越大，不仅国防费用大幅度增加，许多落后的装备又开始大量投产。国防工业体系建设片面强调“大而全”“小而全”，单纯追求绝对的独立完整，脱离国家工业体系这一依托，不仅分散了力量，造成了浪费，影响到国家建设，也影响国防工业自身的健康发展。

三是军队长期处于“盘马弯弓箭不发”的临战状态，严重影响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正常开展。 

在全国大备战期间，作为战争准备的主体，军队长期处于临战状态，加之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军队的质量建设受到严重影响。

由于总是应急战备，军队建设就不可能有长远的发展规划。而且这种长期的紧张备战逐渐形成恶性循环：军队质量不占优势，面对紧张局势，只得扩大军队数额；数量上去了，养兵费用大大增加，国防费随之增长；巨大的国防支出，又严重影响到经济的发展；经济停滞，反过来又影响军费；军费不够，又影响了科研、人才培养、武器装备发展，军队的质量更受影响；质量不高，又回到“以数补质”的老路上。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至70年代初，由于面临紧张的局势，加上担负“三支两军”任务，军队规模不断扩大，最高达640万。庞大的规模使军队内耗增加，几乎一半的国防费要用于人头费开支。

有专家指出，经过20世纪50年代的奋起直追，我国国防科技与世界先进水平的总体差距到60年代前期曾缩短为相差10年左右，到了70年代末差距反而扩大为20年左右。

但是，客观地讲，这一时期的失误总体上还是探索中的失误。开展全国大备战，成绩是第一位的。所取得的成就，毕竟使我国有效地防止和抵御了外部侵略，增强了我国的国防实力，使新中国跃居世界军事强国之列。从这一点来说，全国大备战总体上应予以肯定。

三、科学总结全国大备战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对于新时期军事斗争准备意义深远

“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只有认真从历史中总结经验教训，才能深刻地理解现在和正确地走向未来。全国大备战成绩不可埋没，但教训也很深刻。总结全国大备战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对于我们正在进行的军事斗争准备不无裨益。

（一）科学选择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和规模，摆正军事斗争准备在国家战略中的位置

军事斗争准备在国家战略中应定位于何处？这是任何一个国家进行军事斗争准备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

科学定位主要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问题，是立足于最坏的情况；还是立足于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二是规模和程度问题，是进行长期准备还是短期准备、全面准备还是局部准备，由此也决定了国家该投入多大的人力和物力。

全国大备战是从最坏的估计出发的，有其现实必要性。不把情况预想得复杂一些、充分一些，一旦发生了没准备的情况，就有可能在战争中吃亏。但是，现在看来，对于军事斗争准备立足于最坏可能性这一指导思想必须做具体的分析。

在战争时期，军事斗争准备必须立足于最坏的可能，国防建设在国家战略中无疑是第一位的。在和平时期，如果依然强调从最坏、最困难、最复杂的情况出发，开展大规模甚至全国性的军事斗争准备，并不科学。这样不仅降低了对战争与和平发展趋势进行科学预测的技术价值，而且会给国家经济背上沉重的包袱，毕竟经济是基础，和平时期国家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经济，提高国家的综合国力，国防建设以及军事斗争准备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相对于国家经济建设来说，是第二位的。

从这一角度出发，全国大备战有教训值得汲取。正如党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所一贯坚持的，只要不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就必须牢牢抓住国家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选择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和规模，也必须以科学地分析国家安全环境、准确地估计战争的威胁为客观依据，并随着国家安全形势的变化适时转变。在全国大备战前后，新中国分别在1953年和1985年两次把军队建设指导思想从战争状态或临战状态下的建设转到和平建设轨道，这两次战略调整均是在战争威胁下进行的。

实践证明，这两次战略调整，对军事斗争准备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并且为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这是我军对战略形势进行科学判断、准确选择军事斗争准备基点和规模的典范。

（二）必须在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基础上，走寓军于民、平战结合的准备道路

军事斗争准备作为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和平时期，依赖国家高投入来赢得国防建设的高效益是不现实的，像过去那样突出地、大规模地进行战争准备也是不必要的。全国大备战最大的失误就在于没有跳出单纯军事性的羁绊。

新中国建设的历史实践反复证明，只要不面临大规模的战争威胁，国家就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防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必须服从国家经济建设这个大局，在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基础上，走寓军于民、平战结合的准备道路。为此，首先要在思想上增强国防观念，把军事斗争准备与经济建设的目的和要求统一起来；其次是要将军事斗争准备纳入国家整体发展规划之中，通过国家总体发展规划，优化军事斗争准备和经济发展方面的资源配置，把军事斗争准备同经济发展有效地结合起来，尽可能实现二者互相支持、同步建设、同步发展；三是要充分发挥法律法规的约束机制，保障军事斗争准备行为的有效落实。

（三）广泛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力量来完成军事斗争准备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中国革命胜利的一条基本经验就是充分地发动群众，把民众的切身利益与战争胜负紧密而持续地联系起来。

全国大备战中，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又成功地把国家利益与人民群众个人利益结合起来，以保卫国家、反对侵略的旗帜号召全国人民广泛参与其中。加速发展尖端武器，三线建设，“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等无不是这一革命经验在新时期的具体应用。

从根本上讲，军事作为国家发展大系统中至关重要的一个子系统，与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具有同等重要的战略地位，并与其他领域有着十分密切、错综复杂的联系。军事斗争准备是应以军队为主体进行，但这绝不意味着就该军队“单打独斗”。只有把军事斗争准备活动作为全民共同的义务和责任，调动全社会各个领域、各个行业的积极性和自觉性，广泛地发动和动员人民群众，充分开发和利用国家政治、经济、科技、外交等领域的各种资源，这一任务才能拥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动力源泉。

（四）以军队质量建设为主体，实现军事斗争准备各项工作的整体推进

尽管当前政治（外交）、经济手段在维护国家安全中的作用不断提升，但并未代替军事手段在维护国家安全中的核心地位，军事力量建设仍然是影响未来世界战略格局的支柱性工程，由此也决定了军队质量建设在军事斗争准备中的主体地位。

全国大备战时期发展尖端武器，构筑国防工程等成就很大，但也应该看到，军队总体质量并没有很大的提高，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反而越拉越大。当然，产生这种严重后果最主要的原因是“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和破坏。但是，军队质量建设在全国大备战中主体地位的偏离，与此不无关系。

军事斗争准备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军事、政治、经济、科技、外交、文化等诸多领域，包括战争威胁判断、未来战争规模和样式分析，制定军事战略与战争指导方针、武装力量建设、国防工程、战场建设、国防科技和工业发展、战争动员等多个子系统或要素。

开展军事斗争准备，一方面，系统需要整合，强调系统合力的形成与释放。为此，必须将这些子系统和要素有机地结合起来，坚持整体规划、系统设计、统筹安排，才能使军事斗争准备大系统得到优化和发展。另一方面，在整个军事斗争准备大系统中，其要素功能的发挥又有主次之分，军事斗争准备也必须突出重点，以重点来牵引和推动军事斗争准备其他各项工作的落实。就我们而言，这个重点就是军队质量建设。

当前加强军队质量建设必须突出武器装备发展和人才培养两个方面。先进的武器装备是战争胜利重要的物质基础。在武器装备发展方面，特别是在尖端武器的发展上，全国大备战时期提出的“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突破尖端，加强常规”等方针，采取的“加强领导，组织全国各科研、生产部门协作攻关”“缩短战线、任务排队、确保重点”等措施，以及在尖端武器研制开发时所形成“两弹一星”精神，在今天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这些宝贵的历史财富，启示我们要把武器装备搞上去，必须根据我军武器装备的现状和现代高技术战争的需要，坚持“缩短战线，突出重点，集中力量办大事”和“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尽可能快一些研制出具有我们自己优势的高新技术武器装备，夯实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物质基础。

人是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对于军事斗争准备来说，人才培养不仅是一项重要的战争潜力储备，而且也是战争潜力向现实军事实力转换的关节点。可以说，人才培养是军事斗争准备的一项基础性工程。全国大备战期间，战争准备重点放在了现实力量的准备上，人才培养这一基础的准备工作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加强人才培养，努力提高官兵素质，不仅是全国大备战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也是军事斗争准备理论发展对实践的必然要求。

 

【作者简介】

徐奎，战略学硕士，讲师，国防大学战略教研室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