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毅军

摘要：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曾经异乎寻常地作出并雷厉风行地实施过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即在中西部地区开展大规模三线建设。关于三线建设的争论由来已久：一是失大于得，二是有得有失，三是得大于失。笔者认为，总的讲这个战略决策基本正确，很有战略眼光。三线建设战略决策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已为实践所证明，其失误也必须引以为鉴。

关键词：中央领导集体；三线建设战略决策；回顾与思考

 

20世纪3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以下简称“第一代领导”）领导的三线建设开辟了“新中国建设史上的重要篇章”^①。作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李先念是两代中共领导集体中唯一参加了三线建设及其调整改造全过程（1964—1985年）的重要成员。他说：“当时建设三线的气魄很大，速度很快，确实振奋人心。三线建设从战争的观点来看是必要的；从改变我国工业布局不合理状况来看，也是应该的。总的来说，三线建设基本上是正确的。当然，三线建设过程中，也受到林彪的干扰和‘左’的错误影响，还有缺乏经验的问题。”^②作为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江泽民评价：“总的讲，当年党中央和毛主席作出的这个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是很有战略眼光的。”^③

一、三线建设战略决策的解读

1964年，中国共产党执政虽然只有15年，从这年制定国家“三五”规划开始（至80年代中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第一代领导”，毅然决然地作出并雷厉风行地指导实施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即以战备为目的、以国防经济建设为中心，在我国中西部地区，进行大规模工业、交通等基本建设，简称三线建设（西南的川、贵和西北的陕、甘被称为大三线，中部和各省腹地被称为小三线）。从1978年开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了对三线建设的调整改造。

横跨10年“文革”、长达20余年的三线建设及其调整改造工作，在中国经济建设史上规模空前，影响深远，在世界上也实属罕见、世人瞩目。1964年至1965年的第一次建设高潮是初始奠基阶段；1969年至1971年的第二次建设高潮是全面展开延伸阶段；1978年至1985年为调整改造阶段。其特点：一是作为我国经济建设中心环节和首要任务存在；二是作为国家大规模基本经济建设，决策的作出却主要是受非经济因素支配；三是投资集中、地域广大、持续时间长。

正因为如此，关于三线建设的争论由来已久，至今已有30多年。概括起来有三种意见。一是失大于得。三线建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④ 80年代初期，相当多的人对三线建设提出批评。认为形势判断错误，决策不正确，浪费巨大，实施失败。甚至说是在错误时间、错误地点进行的一场错误建设。二是有得有失。80年代后期，不少人认为，经过大规模、长时间集中建设，三线地区经济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而暴露出的问题，对当时和以后的经济发展也产生了严重影响。功过相抵，得失持平。三是得大于失。90年代以来，国际上美国等国发动海湾战争，国内中共中央、中央政府启动西部大开发战略。很多人开始联系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冷静客观、全面深入地研究了毛泽东等关于三线建设战略决策的形成和实施过程。有关部门档案部分解密，也使人们了解到当时各方面情况，从而评价渐趋于冷静、历史、客观。笔者认为，第三种意见评价符合史实、公允客观，而且随着时间推移，也会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赞同。

列宁认为，“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来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⑤那他们在历史上如何发挥作用呢？恩格斯认为，历史事变是由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相互作用而产生出的结果。是由每个人的意志“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⑥应该说，“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⑦探究这些非常杰出的人物使广大群众、整个阶级、整个民族行动起来，引起伟大历史变迁的自觉动因（尽管它是以明显或不明显、直接或以思想形式反映着），“这是可以引导我们去探究那些在整个历史中以及个别时期和个别国家的历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规律的唯一途径。^⑧

在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长达20余年的三线建设及其调整改造过程中，“第一代领导”相互作用，相辅相成。毛泽东是三线建设的最高决策人和组织实施的最高领导者。周恩来是主要决策人和组织实施的主要领导者。刘少奇是主要决策人，他始终关注并推动着三线建设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朱德同志是国防现代化的积极推动者，比较早地提出国防工业要走‘军民结合、平战结合’的发展道路。”^⑨朱德是三线建设的主要决策人，他多次深入全国各地调查研究，关注并积极推动三线建设决策的作出，直到指导实施，并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邓小平是三线建设的重要决策人和组织实施的重要领导者。

认真研究这段“中国经济建设史上的空前壮举”，^⑩对于我们认真学习、宣传、研究老一辈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的艰辛探索，凸现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总结我国经济建设方面的历史经验以及“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乃至于推动“十二五”规划中相关的西部大开发，都具有重要意义。就是从填补中共领导人、“党史研究领域空白而言，同样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论题。

本文论述的是“第一代领导”领导三线建设初始阶段，即决策作出和指导实施（1964年至1965年的第一次建设高潮），这个阶段“文革”已经酝酿，但还没有开始，是包括在探索中曲折发展并取得突出成绩的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展开10年当中的。

二、三线建设战略决策的作出和初步实施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为什么毅然决然地作出这项重大战略决策，并且异常迅速地付诸实施呢？

（一）决策是基于当时国际以及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而作出来的

1.严峻的国际和周边形势，迫切需要迅速把国防发展战略提到首要位置。众所周知，新中国诞生以来就始终处于被封锁包围和战争威胁中。特别是进入60年代，在南面：美国派遣“特种”部队进入越南南方，随后制造了“北部湾事件”，将侵越战争规模扩大到越南北方。在北面：苏联在我国新疆多次挑起武装冲突，诱发了1962年的伊犁、塔城事件，在边界驻扎重兵，进而发展到挑动武装冲突的珍宝岛之战。在西面：国外敌对势力不仅支持西藏少数人搞民族分裂活动，其军队还多次武装挑衅，直至发展到1962年向我边境地区大举进犯。在东面：美国支持国民党军加紧对大陆东南沿海进行骚扰和破坏，并在日本和南朝鲜建立战略基地。而日本与南朝鲜签订“日韩条约”，密谋制定“飞龙计划”，威胁我国东北。张爱萍于1988年4月回忆：“1962—1963年间，曾获悉肯尼迪要以可能的手段破坏我兰州核燃料扩散工厂。以后肯尼迪被刺，就未得到美采取直接破坏的消息。”“在 1964年的8、9月间，夜间常在空中看到卫星经过试验场区上空进行空间侦察。”当时的美国总统让国务卿与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极其秘密地探讨“动外科手术”，企图把中国核武器基地从地球上整个儿挖走。其实，“文革”中已经被打倒的张爱萍并不知道，1969年的8、9月间，苏联主动找美国极其秘密地探讨对我国核武器基地进行“核打击”。显然，当时如此紧张险恶的国际环境，使挥去战争硝烟不久的“第一代领导”关注力，不能不被战争威胁所吸引，而当时我国情况难以适应战备需要。据解放军总参谋部某部1964年4月提交的调查报告显示，从国防战备要求看，建设目标绝大多数容易遭到袭击和破坏：一是50%以上的主要民用机械、化学、国防工业过于集中在大城市；二是大城市人口聚居，大都在沿海地区；三是主要铁路枢纽、桥梁和港口码头多在大、中城市及其附近；四是所有水库，紧急泄水能力都很小。对此，“第一代领导”高度重视，认为要精心研究，逐步实施。

2.加快推行国家区域生产力均衡发展战略和已经具备实行高度集中政治经济体制的条件。“第一代领导”着眼宏观生产力布局和经济发展战略时，十分重视全国区域均衡发展战略。三线建设决策的作出，尽管直接原因是准备打仗，但还是考虑在从属于国防安全重要目标下，尽可能实现地区经济均衡和长期发展。“第一代领导”认为，以一、二线生产来支援三线建设，也就是沿海支援内地，使内地工业逐步赶上沿海工业发展水平。所以，三线建设兼有迫切发展经济的需要。

“第一代领导”还认为，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和组织管理能力，既然在革命和建设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也可以保障三线建设高速运转。事实证明，社会主义国家强大的行政组织力量，可以保证三线建设人力、物力、资金来源，这也是毛泽东等作出三线建设战略决策的重要因素。实践证明，三线建设“这是中国工业建设史上一次规模空前的‘西移’”，“‘三线’建设对于西部地区发展的实际作用超过了当年所说的战备意义”。

（二）决策开始于“三五”计划制定，完成于“文革”之前

1.否定“吃穿用”为重点，力主以备战为中心展开三线建设。国家“三五”计划制定之初的重点，是首先解决人民群众生活问题，在修改和实施过程中被以备战为中心的三线建设所替代。1964年5月，国家计委制定《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的初步设想》被形象地概括为“吃穿用”。这个思路是由陈云最先提出来并得到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赞同的。而毛泽东在听取“三五”计划汇报时，联想起50年代至60年代初自己的设想：“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且利于备战，这是毫无疑义的。”“全国要搞大后方，每个大区要搞大后方，每个省也要搞自己的大后方。”这可以说是毛泽东关于三线建设的最初考虑，中共其他领导人也很快就予以认同。

此时，毛泽东听取“三五”计划汇报时，却反复提醒要充分认识三线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要“下定决心进行后方建设”；“一定要进行纵深地区的建设”；“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的危险。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它什么时候 要打仗”；“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三线建设要抓紧，就是同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争时间”；“要争取快一点把后方建设起来，三五年内要把这件事情搞好”；“现在再不建设第三线，就如同大革命时期下不下乡一样，是革命不革命的问题。”对此，周恩来积极响应：“现在我们要建立三线观点，同时又必须懂得一、二线怎么布局，一、二线这样集中，特别是一线这样集中很不利。”刘少奇认为：“要把西南这个战略方面打通。要搞成昆铁路，搞贵州的煤，搞西昌的铁矿和钢铁厂，以这个为重点，其他的都可以慢搞。”邓小平则重申“：搞攀枝花钢铁基地第三个五年打个基础”。正是由于毛泽东高度重视和反复强调，其他领导人积极响应并很快达成共识，从而断然改变了中央工作会议讨论规划中未来5年的既定方向，转而明确作出了三线建设的重大决策。6月15日，中央工作会议即将结束，毛泽东等五位政治局常委一起，非同寻常地连续两天检阅了解放军北京、济南部队军事汇报表演。这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既史无前例，也后无仅有，是三线建设决策开始的明显标志。

这时期刘少奇提出现在战争打不起来，但是军队要做好打仗的准备。这也是中央工作会议后，他南下视察天津、山东、南京等地区，传达会议精神，强调要加强备战指示中的一个重要观点，此外还提出要搞好军队政治工作、战备训练等问题。6月28日，刘少奇离开北京到达天津，开始了他第一次关于三线建设情况实地调研之行。7月1日，他在天津召集出席河北省委工作会议军队系统军以上干部座谈会，了解目前军队政治工作、战备训练等情况，强调要树立敌情观念。他提出，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谈了军事问题，讲了敌人进攻的几种可能性。我们要立足于最坏可能，做好充分准备。虽然现在还没有看到帝国主义要想打的象征，但是，要做准备，要经常有敌情观念。中国有句古话：“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没有敌情观念不好。7月9日，他在济南召集出席山东省委工作会议军队系统师以上干部，座谈部队政治工作、军事训练等问题。16日，他在南京召集南京军区、军区空军和军事院校领导干部，座谈部队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等问题。他指出，现在要加强军事工作，搞好民兵，还要搞点地方部队，要寓兵于民。

现在战争打不起来，但军队要做好打仗的准备。1965年8月20日，他南下到广西南宁、云南昆明，继续就三线建设情况进行调研，指导筹备工作，这是他第二次关于三线建设情况实地调研之行。他对三线建设方面工作十分细心，例如看到第二次报批上来的搬迁工厂方案，有一个工厂是生产军用橡皮船的，由于疏忽写成了生产军用船的。“刘少奇同志的秘书给我打来电话说，少奇同志查问这个工厂生产的军用船怎么外运？我答复是橡皮船，可以运出来，才获得批准。”这时，“文革”的狂风恶浪日渐临近。

朱德提出加强地方备战和军工生产，加强国防建设。这也是他于1964年6月至8月前往东北三省和内蒙古视察过程中，提出的重要观点。从此，他以比较多的精力参与三线建设的领导工作。朱德此次东北之行和刘少奇南下之行的目的一样，都是为了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实地了解部队、地方备战和军工生产情况。他强调要加强国防建设，军队及民兵要积极备战等问题。他首先视察的是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这个华北地区战略要点。在辽宁，他视察了一O一、一O二等军兵工厂。在吉林，他视察了小丰满水力发电站等动力、化工、能源等生产企业。7月下旬，因为需要主持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他暂时返回北京。7 月底会议刚一结束，他就又来到黑龙江省，先后视察哈尔滨汽轮机厂、六七ー厂、哈尔滨飞机制造厂、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等军兵工厂、企业和军事院校。最后经内蒙古海拉尔、通辽返回到北京。

加强西南三线建设重点“两点一线”工程建设，这是朱德于1965年1月下旬至4月中旬视察广东、四川、云南三省以后提出的重要意见。他于5月5日在给邓小平并转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就加强西南三线建设重点“两点一线”（攀枝花钢铁厂、六盘水煤炭基地为两点，成昆铁路为一线）的问题提出建议：铁路隧道工程进度加快，同时公路要先期通车；“建设攀钢一定要保证，不能拖延。国内能全部解决就力争全部按时解决，国内不能全部解决就进口一部分，总之，要尽一切可能尽快地把西南后方基地搞起来，并相应地建设西北后方基地”；随着西南铁路和攀钢建设速度的加快，西南地区的煤矿建设也必须加快进度等等。1965年8月20日，他来到广西南宁、云南昆明，继续就三线建设等情况进行调研，指导工作。

邓小平三次深入三线建设现场实地了解实情，以便正确制定和实施三线建设规划，并实地指导工作。1964年中央工作会议刚一结束，邓小平就和李富春等于6月22日赶往东北三省进行调查研究，以便落实中央工作会议精神。6月26 日，他视察了沈阳市机械工业生产工厂。在吉林，先后视察了第一汽车制造厂等。在黑龙江，他参观了平坊飞机厂和铝加工厂，并专程前往大庆视察。随后又参观了生产子弹的军工厂等，7月22日，听取赶来的罗瑞卿关于军事工作问题的汇报后返回北京。这是他前往“第一线”去了解情况，为三线建设决策所做的调查研究。

经过毛泽东反复强调，刘少奇等积极响应，迅速实施三线建设战略决策进一步成为“第一代领导”的共识。9月5日，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计划工作的指示》，明确指出：三线建设要落实；一线调整要立即行动；基本建设投资首先要保证三线建设需要，其他方面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工业生产不论三线还是一线都要发展。据此，国家计委修改后的《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草案）明确提出：“第三个五年计划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线建设。”

三线建设直接目的是备战，但实施重点却不是国防工业，而是经济建设基础工业。毛泽东比喻说：“两个拳头，一个屁股。农业是一个拳头，国防是一个拳头。要使拳头有劲，屁股就要坐稳。屁股就是基础工业。”对此，周恩来十分赞同，认为这是回答“到底基础工业放在什么地方这样一个问题”。所以，“屁股必须要坐得扎实，坐得稳。”“基础坐得稳，站得住，两个拳头才能伸缩自如。”在基础工业中，毛泽东十分强调建设钢铁工业：酒泉和攀枝花钢铁厂还是要搞，不搞我总是不放心，打起仗来怎么办？攀枝花有铁有煤，钉子就钉在攀枝花；建设要快，但不要毛糙；攀枝花搞不 起来，我睡不着觉；你们不搞攀枝花，我就骑着毛驴去那里开会，没有钱拿我的稿费去搞。这些富有感召力的话，无疑引起其他领导人的强烈共鸣。为此，周恩来及时召集国家计委和有关部门负责人研究，要求尽快组织专家考察组，尽早到实地调 查，限期一个半月内完成。邓小平强调：我们现 在的钱要用到三线、兵工建设上，用到搞原子弹、导弹上，用到军事材料储备上。要准备敌人使用 原子弹把我们的沿海地区打烂，那个时候，其他地 方还有材料生产，我们把钱要用到这些方面。

2.强调要注意大三线建设，同时也要注意小三线建设。1964年6月，毛泽东根据各省、大区、全国都要搞大后方的思路指出：我们各省要搞手榴弹、炸药厂、军工厂，讲了几年都没有搞起来，打起仗来，不能从二、三线送出。他特别强调：“不但要注意大三线的建设，同时要注意小三线的建设，各省要在战时能独立作战。”以大区或者省为单位搞点军事工业，准备游击战争。有根据地，有手榴弹、炸药、步枪、大炮我就放心了。各省要搞兵工厂，先搞修理，再搞制造。

10月，广东省向中共中央作了《关于国防工业和三线备战工作的请示报告》。毛泽东很快就批示：是否可以将此报告转发第一线和第二线各省，叫他们也讨论一下自己的第三线问题，并向中央提出一个合乎他们自己的具体情况的报告。无非是增加一批建设费，全国大约需要15亿左右，分两三年支付，可以解决一个长远的战略性的大问题。现在不为，后悔无及。批示表扬广东省，对其他各省也是有力督促。周恩来接到批示后，马上邀请有关部门负责人进行讨论。大家认为，抓紧一、二线各省、市、自治区后方建设，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大事，同意转发这个报告和毛泽东指示，要求各地根据具体情况，尽快于12月提出明年和今后3年加强后方建设和备战工作的具体规划，以便统筹安排，逐步实现。会后，周恩来等向毛泽东和党中央作了报告。中共中央随即发出《关于加强一、二线的后方建设和战备工作的指示》，并转发周恩来等的报告，要求各地抓紧进行。1965年1月，毛泽东再次谈到小三线建设，强调各省搞大小三线建设、做两手准备的同时，还要做战争和建设两手准备。他说：设想如果到处被占领了，你没有两手怎么成？军械、武器不但运输有困难，数量也不够。他在视察大连时表扬了市委：你们现在又搞大三线，又搞小三线，好得很。我看比较主动，打起仗来比较稳当。在天津他询问：大三线建设，小三线建设，会不会是浪费？会不会化为水？当地负责人回答不会，就是敌人不来，从经济建设上说也是有用的。他对此很满意，强调在三线建设中要作好两手准备，一是战备，二是长期建设。他叮嘱：要争取快一点把后方建设起来，三、五年内把这件事情搞好，把大小三线搞起来。他询问：后方建设起来，敌人如果不来，浪费不浪费？然后又自答：也没有什么浪费。同年11月，毛泽东南下山东、安徽、江苏等省视察，这也是他对三线建设唯一的实地调研。他在同当地负责人谈话时，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如何建立小三线的问题。

邓小平也强调小三线建设问题：“有了五年计划，还要有长远规划。打歼灭战要选定突击方向，不能乱打一阵。哪些方面快些，哪些方面慢些，没有长远规划，方向就把握不准，要点就抓不准。有了长远规划，就可以纵观全局，目标明确，实现多快好省。”“各省把自己的小三线搞起来，也很重要。从长远来说，对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消灭三个差别都有好处。小三线，比如，赣西、湘西、闽西、皖西等等，这些地方搞起来，会使工业布局更加合理。到处都有点底子了，空白点少了，发展就会更快。”刘少奇、邓小平还分别多次召集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会议，最后大家统一了认识，迅速展开三线建设。

3.批准“三五”计划《汇报提纲》，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1964年10月，在工作组实地考察基础上，党中央、国务院下发了首份关于迅速展开三线建设的重要文件。其要点是：确立今后建设不在一线而是转入三线、二线的战略方针；制定一线重要工厂、学校、机关向三线迁移的重大措施；提出“靠山、分散、隐蔽”的三线建设选址原则。据此，国家计委重新提出：我国“三五”计划必须立足于战争，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强三线建设，集中力量尽快把三线地区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建设起来，逐步改变工业布局，同时注意发展农业生产，相应发展轻工业，逐步改善人民生活。

1965年5月19日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可以说是三线建设决策作出以来，“第一代领导”关于国内外形势和开展三线建设任务的集中、系统、重要的阐述。除毛泽东外，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都来到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其主要论点是：

（一）要立足于准备早打、大打，从各方面来打，我们准备好了，敌人就不敢轻易来打，就有可能争取推迟战争，甚至使战争打不起来；（二）要从战略上考虑问题，处理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对增加兵员，要从全局来考虑，军队搞得太多，就要影响国家经济建设；（三）备战工作要有重点，现在必须搞好工事，搞好部队的武器装备。可以先从部队抽一点力量去搞工事；（四）要从军事思想、物质基础和军队的政治工作三方面做好打仗的准备。这次会议是为贯彻执行毛泽东1964年6月在十三陵谈话中关于国防战略方针问题的一系列指示而召开的。解放军总参谋部于5月21日印发了各位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指示纪要。25日，毛泽东阅后批示：此件已阅。所提各项意见都同意。9月至10月，中央工作会议讨论批准了“三五”计划“以国防建设第一，加速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的指导思想。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分别召集座谈会，研究国内外形势等有关问题，大规模三线建设开始布局。这样，从先抓“吃穿用”，根本上转变为集中搞三线建设了。

11月初，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同李富春、薄一波等中央部委负责人来到西南,深入三线建设现场进行视察、调研。在贵阳听取关于黔北基地建设规模、布局、建成时间以及任务安排与存在问题的汇报；在六盘水听取了六盘水矿区生产建设情况的汇报；在攀枝花代表党中央确定了攀钢建设方案；在云南提出要搞铁路建设，标准要高些。

三线建设战略决策迅速作出并雷厉风行地实施，使毛泽东松了一口气，他又提出要适当照顾人民群众利益问题。他说：早就讲要注意三线问题，但没有大注意。这次一来投资就是1000多亿，这样老百姓怎么得了？据此，国家计委将原定1080亿元的建设规模压缩减少为850亿元。建设选址尽量少占地，不与民争利，照顾群众利益。毛泽东还致信刘少奇解释：一是“备战”，军队和人民要有吃有穿才能打仗，否则即使有枪有炮也无所用；二是“备荒”，若遇荒年，地方没有粮、棉、油储备，仅依靠国家接济，不是长久之计，一遇战争则困 难更大；三是“为人民”，国家积累不能太多，要为“部分人民”至今粮食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要为“全体人民”分散储备以为备战、备荒之用着想。上述思想成为我国进行三线建设的基本方针。

继视察西南之后，1966年3月9日，邓小平和李富春、薄一波等离开北京到达西安，20多个有关部委的负责人也前往西北视察、调研。邓小平主持召开了三线建设会议，进行了他关于三线建设实地调研的第三次之行。20多天里，他考察了西北地区的三线建设基本情况，针对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重要的指导意见。在西安，他询问西北机床生产能力后指出，要在三线建立机床生产能力；在兰州视察了地方兵工厂、白银有色金属公司、酒泉钢铁厂、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还视察了位于金银滩草原的青海核武器研制基地。邓小平在总结这次西北之行考察三线建设的情况时认为：第一，对西北地区一、二、三线的界线弄清楚了，这对今后的建设很重要。从整个战略布局来说，整个三线的大东西还是要摆到秦岭以南地区、青海西宁以南地区。第二，西北地区的关键问题是搞好农业而不是工业。这些地方不怕工业上不去，这里是大三线地区，又有这么多宝，工业怎么能不上去？关键是农业能不能上去。为解决农业问题，西北各省区都采取了比较扎实的办法，下了苦功夫。根据此行了解的情况，对于西北三线建设问题，邓小平提出了指导意见。他说：一是三线地区新厂的布局不能太集中。二是凡放到西北的中央企业，西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在工厂的布局、厂址的选择上，不仅有发言权，而且还有很大的决定权。中央部门只是从条条考虑问题，西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可以从国防角度、地区角度、厂社结合等等方面，统一加以考虑。4月12日，邓小平和周恩来、彭真联名向当时正在杭州的毛泽东报告，准备汇报此次西北三线建设调研之行，但是，此时毛泽东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对“文化大革命”问题的思考了。

三、三线建设战略决策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已为实践所证明，其失误也必须引以为鉴

事实说明，“三五”计划的制定和三线建设的展开，“是加快实现我国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步骤，对于提高国家的国防能力完全必要；对于改善我国国民经济布局、推进中西部落后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有较大作用。但是，由于对战争作了立足于早打、大打的估计，三线建设在部署上要求过急，铺开的摊子过大；注重了战备要求，忽视了经济效益，增加了建设费用，造成不少浪费。“这一项富有远见的重大战略部署，是从我国的现实出发的。”本文讨论的是三线建设初始阶段，其成绩包括在整个三线建设过程中。

实践已经证明，“第一代领导”关于三线建设战略决策和实施的指导思想，基本发展趋向是正确和比较正确的，形成了一些正确和比较正确的思想观点和举措，积累了一些正确和比较正确的实践经验。当然，这种正确发展趋向和失误发展趋向并不是截然分开，许多时候都是相互渗透和交织的，不但共存于中共领导人的共同认识过程中，而且共存于处于核心的毛泽东个人的认识发展过程中。

（一）三线建设战略决策的作出和开始实施，是党中央和毛泽东高度重视国家安全的必然结果，取得的伟大成绩奠定了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

事实说明，“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了国防工业建设，特别是划分了一、二、三线，把国防建设与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结合起来，是非常科学的、深谋远虑的构想。”

1.极大地发展了我国国防工业，加强了反击大规模侵略战争的能力，具有预防、遏制战争以保证国内社会主义建设的作用。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评价毛泽东时说：“他晚年仍然警觉地注意维护我国的安全，顶住了帝国主义的压力。”60年代，国际形势危机四伏。毛泽东认为战争危险不仅依然存在，而且越来越迫近，有备才能无患。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这些历经战争岁月的卓越政治家、军事家，也很快接受并积极支持了毛泽东。“第一代领导”的战略决断，高瞻远瞩、审时度势，是未雨绸缪的正确之举。

当然，毛泽东曾经肯定过大规模战争打不起来的看法也是有些道理的，我们本来就是做两手准备的。“第一代领导”在地缘政治和军事环境急剧恶化，战争与和平均有可能的情况下，从战争迫近的可能性着眼国家建设大局，采取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是当时必须的决择。三线建设重大决策，无疑是他们雄才大略、深谋远虑的洒脱之笔。毫无疑问，三线建设为捍卫国家主权和巩固人民政权，抵御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战争威胁和可能的战争侵略奠定了坚实基础。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具有预防和遏制战争以争取和平的作用。

无容置疑，无论当年还是今天，三线建设伟大成就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都具有积极意义。正是从1964年下半年开始，西部地区建立起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其生产能力约占全国一半；四川、贵州、陕西等地建立的电子工业和核武器科研基地，使我国形成了完整的核工业系统；贵州、陕西、四川和鄂西等地建起的航空、航天工业基地、船舶工业科研基地，其生产能力占全国的三分之二。这样，三线地区国防工业固定资产原值和净值，主要产品生产能力、技术力量和设备水平等等，均已超过一、二线地区水平，不仅改善了国防工业布局，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武器装备生产主要依靠—、二线的状况，这对于加快国防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意义。目前，我国先进、尖端武器，核工业，宇宙飞船，电子装备生产，发射卫星，研究导弹基地，大都还是在三线地区。可见，强大的抵御外敌入侵国防力量，为国内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和平保障。正如江泽民所说：从当前国际形势看，特别是海湾战争以后，我们对三线建设重要性要有进一步认识。从而指明了三线建设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积极意义。

2.着力进行西南、西北内地基础设施建设，在根本改变我国工业布局和发展国民经济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

第一，在西部地区掀起了新中国第二次铁路建设的新高潮，从而极大改变了我国内陆地区交通严重闭塞状况，对发展国家经济、巩固国防建设具有重要作用和战略意义。

第二，积极促进了湘西、桂北、鄂西、豫西等老少边穷地区的工农业生产发展和矿产资源开发，促进了西部地区经济，特别是少数民族聚居区经济发展，增强了各民族团结，巩固了国家边防建设。

第三，建成了四川攀枝花、甘肃酒泉等钢铁工业企业。三线地区国防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与发展，极大地促进了该地区全面发展与进步，出现了几十个中小工业城市，其中攀枝花等已成为著名的新兴工业城市。

第四，带动了内地资源开发利用，对改变工业集中地区远离原料产地的经济布局，起了极大的作用。四川就是经过三线建设，经济得到超常发展，成为三线建设成效最为显著的省份。至今，已经初步形成国防科技工业门类比较齐全，人才、知识、技术密集，能够研制和生产多种军工产品和民用产品的综合科研与生产重要基地。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评价：三线建设使西南荒塞地区整整进步了50年。没有当初三线建设，就没有现在西南、西北的工业基础。

3.不仅留下了丰富的物质财富，而且留下了宝贵的“三线精神”财富。

为了三线建设，许多人付出了心血和青春，甚至献出了宝贵生命，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模范。尽管长期以来对三线建设得失评价不一，但是，数百万军民艰苦奋战取得的辉煌业绩，对我国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所起的巨大推动作用，是应该充分肯定的。正如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刘华清所说“：在当时困难的政治、经济、自然条件下，广大干部、工人、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表现的艰苦奋斗精神，是永远值得发扬的宝贵精神财富。”江泽民提出，要“让三线建设者的历史功绩和艰苦创业精神在新时期发扬光大”。这既是对三线建设者们的称赞，也是对三线建设巨大历史功绩的肯定。

三线建设是中国百年来开发西部地区时间最长、规模最大、投入最多的。东部和西部生产力布局的不合理，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经过三线建设后在相当程度上有了重大变化。如果没有三线建设，20世纪末起步的西部大开发，不知比现在要困难多少倍。无庸讳言，三线建设的重要经验和教训，同样为今天实施西部大开发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二）三线建设战略决策作出和实施过程中的失误之处，是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在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特别是国防建设道路过程中的曲折。

三线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无一不是在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取得的，所以，我们既不能把作出决策和指导实施过程中的正确方面说成是错误的，也不能把所有失误都说成是毛泽东个人的责任。

1.实施过程中的失误

第一，对发生世界大战可能性、现实性、紧迫性的估计有些过重。第二，上马过急、规模过大，加上过分强调隐蔽、分散，特别是政治动乱造成的管理混乱，对当时和以后经济发展都产生了不利影响。第三，由于过分强调战备需要，按经济规律办事不够，忽视经济效益，造成了一些浪费，使有限的国家财力难以长期支撑。

2.失误的原因

第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和理论不足以及经济建设中“左”倾指导思想的主导。三线建设以前，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左”的错误指导就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表现在对领导和管理现代化工业的经验不足，而主观上又求急求快；“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并未得到彻底纠正，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第一代领导”等中央及地方不少领导同志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遭受挫折难以避免。

第二，党内阶级斗争日益扩大化的“左”倾错误，使三线建设也掺杂了反对“修正主义”的因素。毛泽东多次告诫全党要警惕两大危险：一是中央出修正主义，二是外敌入侵。为此，党中央一方面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一方面集中力量建设三线战略大后方。这样，三线建设先是与反修防修、后是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联系了起来。1965年，毛泽东就明确提出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的问题。他同各大区第一书记说：要备战，各省要把小三线建设好。不要怕敌人不来，不要怕兵变，不要怕造反。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线，就可以造反嘛。这样强调阶级斗争，突出反修防修，连三线建设十分重要、紧迫的会议也保证不了。实践已经证明，毛泽东要把大小三线地区建设成为反对修正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战略后方的设想显然是不正确的。

第三，党的一元化领导高度集中，最后变成了个人领导，损害了党的民主生活和集体领导。由于毛泽东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同时，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党内很多领导干部思想认识上也存在局限，加上陈伯达的别有用心和林彪的干扰破坏，使得在三线建设指导过程中出现偏差在所难免。例如，三线建设刚开始，身兼国家计委副主任的陈伯达就多次指责计委十几年来没有执行毛泽东指示，“帮助修正主义生长”，这不仅迎合了毛泽东对“三五”计划的批评，而且触动了他内心中国出修正主义的忧虑，使得个人决策和指导的专断进一步发展。林彪等鼓吹“需要就是计划，打仗就是比例”，导致三线建设出现更加混乱的局面。

但是，上述问题并不是三线建设主流。历史雄辩证明，从总体上看“第一代领导”关于三线建设决策和指导实施是正确的。而对于三线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和积累的经验教训，作为核心的毛泽东无疑起了第一位、最重要的作用，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也都起了重要作用。许多正确思想和决策是毛泽东提出来，得到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支持；其他领导人提出的正确意见，也是在毛泽东支持下作出决定付诸实施的。有的失误也是由毛泽东提出或是由他支持的，有的甚至是由于他个人决断，集思广益不够的结果。不过，无论是伟大成就还是不小失误，都是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在探索包括国防现代化在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过程中获得和发生的。正确地总结这些历史教训，也是在保存我们党的宝贵财富。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参考文献：

①谷牧：《谷牧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96页。

②2009年7月29日采访李先念原秘书程振声时的谈话。

③江泽民1991年4月视察攀枝花钢铁基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等当年三线建设重点工程时的讲话。

④2008年11月13日访问时任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钱敏时的谈话。

⑤《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97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8—479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8—479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5页。

⑨胡锦涛:《在纪念朱德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见《人民日报》2006年12月2日。

⑩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11月第1版，第829页。以下简称“二卷”。

曾培炎:《西部大开发决策回顾》，中央党史出社2010年3月第1版，第32、33页。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6页。

郭洪涛: 《郭洪涛同忆录》，中央党史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第272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年谱》新编本(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11月第1版，第1932页。

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和各中央局负责人会议上的发言，1964年5月28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46、347页。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899—1904页。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905—1906页。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册第694页。

郭洪涛：《郭洪涛回忆录》，中央党史出版社2004 年1月第1版，第270页。

张全景：《认真学习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共党史研究2011 年第2期，第20页。

据《谷牧回忆录》第204—206页记叙: 1965年12月5日，在云南昆明召开了对西南三线建设进行系统研究和部署的重要会议，邓小平等仅参加了半天，连会议主讲人谷牧下午的发言都没有听，就匆忙离开，参加解决罗瑞卿“问题”的上海秘密会议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