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东林

2024年，是三线建设重大战略决策启动60周年。之前的2023年7月和12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了四川和广西，强调要布局建设战略腹地。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2024年7月，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要"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9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文件提出要"引导资金、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东部向中西部、从中心城市向腹地有序转移”。

60年后，当年三线地区的战略地位，以战略腹地的姿态重新凸现。有关战略腹地建设的讨论成为热点，“新三线建设”的说法也应运而生。但是，历史是螺旋形上升发展的，这不是简单的轮回，是一个高度的战略升华。

一、历史上战略腹地对中国国家安全和经济布局的重要性

中国古代历史处在世界“陆权”时代。占有陆地作战兵力、地形优势，就可掌握战争主动权。由于中原王朝遭受袭扰大多来自西北部游牧民族骑兵，及西北气候和生态渐趋恶化，作为政治、经济中心的王朝都城被迫由西向东迁徙，西周→东周、西汉一东汉、西晋一东晋，到宋元，都城迁移到东部沿海地区，一分为二一——南宋临安（杭州）、元大都（北京）。明清以降，始终定都北京。

18世纪，世界进入“海权”时代。海洋成为西方殖民国家的主要扩张路径，从海上以坚船利炮，直捣亚洲国家的沿海政治、经济中心城市。从1840年至1945年，中国遭受七次大规模侵略战争，无一不是从东部沿海地区发端。鸦片战争英军袭击广州、宁波、天津，英法联军入侵战争占领广州、天津、北京，中法战争法军袭击台湾、福建，甲午战争日军从辽东和山东半岛登陆入侵，八国联军直捣天津攻陷北京，日俄战争争夺中国东北，抗日战争日军一度占领整个中国东部地区。一百多年的惨痛历史说明，近代以来，对中国的威胁主要来自东部沿海方向。但中国建立反侵略的战略腹地问题，始终未得到重视。

新中国刚刚成立，就遭受了朝鲜战争威胁和美国在东亚、南亚对中国的“半月形”军事包围。由于“一边倒”的外交战略，中国接受苏联援助的156项重点工程，基本放在东北、华北、西北的“三北”地区。以苏联为依托，也便于和苏联援助接轨。20世纪60年代前期，中苏两国关系恶化，中边境形势开始紧张；美国在越南战争升级，战火燃烧到了中国边境。

面对周边严峻形势，1964年5月27日，毛泽东在中央常委会上提出三线建设问题说：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的。前一个时期，我们注意了沿海基地，最近这几年又忽略后方了。

8月12日，毛泽东对总参谋部作战部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批示：“此件很好，要精心研究，逐步实施”。报告提出，防备敌人突然袭击方面问题很多，有些还相当严重。主要：工业过于集中，14个百万人以上的东部大城市集中了60％的民用机械工业、50％的化学工业、52％的国防工业；沿海大城市人口多，遭到空袭会后果严重；主要铁路枢纽、桥梁、港口，多在沿海大中城市，战争初期交通可能瘫痪。8月19日，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联名向毛泽东和中央提出《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建议：一切新的建设项目不在第一线建设；一线特别是工业集中的城市的老企业应有计划有步骤地迁移到三线、二线去。报告经中央转发，形成了三线建设战略决策。

所谓三线地区，是指四川（含重庆）、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和湘西、鄂西、豫西、晋南、粤北、桂北等13个省区，大致是中国的中西部地区。

这种方位选择是符合地缘战略特点的。从国土形状看，中国属于均衡型，可以明显地分出内外线、前后方。中心地区大致在陕西、湖北、四川。再从自然地形看，西部有横断山脉、喜马拉雅山脉、昆仑山脉、祁连山脉、天山山脉、贺兰山脉等，形成难以逾越的天然半月屏障。历史上从未有任何一支外国军队能够从西部入侵中国内地。

三线建设，在现代意义上第一次初步提出了中国的战略腹地概念，当时叫做“战略大后方”。另一个重要战略考虑，是改变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旧中国经济是半殖民地经济，工业设施的70％集中在东部沿海的上海、天津、广州、沈阳、鞍山、大连一带。1949 年上海工业产值占全国的25％以上，而整个西南地区的工农业总产值只占全国的2%。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大规模经济建设，中西部地区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但仍然与东部有较大差距。1960年西部川、贵、云、陕、甘、宁、青七省区社会总产值只占全国的15.9%。西部还没有建成一个大钢铁企业，西部煤炭要靠东部运来，川、贵、云之间还不能直通铁路。因此，1965年1月毛泽东听取三线建设规划汇报指出，我们的技术要赶上和超过国际水平。把钢铁、国防、机械、化工、石油、铁路基地都搞起来了，那时打起来就不怕了。

经过1964年到1980年的三线建设，初步建成了中国的战略大后方。首先，初步改变了我国工业布局不合理状况，1978年中西部地区工业固定资产原值已经占全国的56%，超过了东部地区。其次，成功地建设起比较完整的国防战略后方，三线地区先后建成400多个军工企业、80多个国防科研院所。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第一个军用核反应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第一枚地对地导弹，第一艘核潜艇，第一批喷气式歼击机，第一门远程火箭炮等，绝大部分研制、试验基地都布局在三线地区。再次，推动了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科技、文化发展进步，攀枝花、绵阳、六盘水、汉中、天水等60多个新型工业科技城市拔地而起。

二、新时期战略腹地的重要性

改革开放以来，在三线建设初步建立战略大后方的基础上，国家将经济建设重心放到东部，取得了巨大经济成就。中西部地区的三线企业，经过军转民和搬迁调整改造，也获得了新生。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世界和中国发生了三大变化。

第一个大变化是苏联东欧发生剧变，苏联解体为多个国家，中国北部的巨大压力不复存在。但世界最大经济、军事强国的美国，频频发动、参与世界局部战争，又在中国东南沿海持续进行航空母舰巡航和飞行侦察，使中国南海和台湾可能成为冲突导火索。

第二个大变化是，高科技迅猛发展，世界进入“空权”和信息时代。有人指出，先进的信息技术在武器装备上的广泛应用，使战争透明度显著增强，军事目标隐蔽性降低，军事打击精确度、命中率大大提高。中、远程导弹大大缩短战场上敌我双方的距离，从而出现无纵深、无前方后方之分的战争”。也有人认为三线企业选址“靠山、分散、隐蔽”，反而将重要军工企业暴露在人烟稀少地区，敌方易于放手空袭。不如建设在城市中，使敌方投鼠忌器，不敢大规模轰炸。这些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1990年8月海湾战争爆发，这是世界上首次大规模应用高科技武器的战争。精确制导武器、电子战设备、隐形飞机等先进武器系统的使用，打醒了世界。美军仅200多人伤亡，就造成了伊拉克军十万多人伤亡。尤其是精确制导武器，可以对城市中的重要军事目标，实施“斩首式”打击，而不担心给周边居民和民用设施造成很大损失。人们再次关注到战略后方的作用。

首先，高科技战争中，地理因素仍然起到重要制约作用。有广阔战略后方，就能增加对方纵深打击的难度，形成报复性的反击能力。中国幅员辽阔，地形复杂，即使入侵者在中国东部公海发射导弹，也需要数小时才能进入西部地区，受到我军防空武器的干扰和拦截，打击效果大大降低。敌对军事势力想用空袭基本摧毁分散在中国西部几百万平方公里崇山峻岭的军工基地，是完全做不到的。

其次．高科技战争中，传统的“靠山、分散、隐蔽”方式，仍然是一种有效防御手段。在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战争中，美军使用了先进高科技武器，占领了领土，仍然不能消灭依靠山地顽强抵抗的力量，最终被迫撤军。如俄乌战争中，乌克兰亚速钢铁厂仅地下结构就有8层，地下通道长达24公里。俄军完全占领其地面后，解决地下乌军仍成为难题。

海湾战争结束后，党中央对三线建设给予了高度评价。1991年4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听取国防科工委汇报时指出：现在看来，毛主席确定的三线建设方针是正确的，三线企业统统搬是不对的。从海湾战争看，洞子很重要，已经到洞子里去的，洞子又没有什么问题，就要用好。他又来到四川，视察了三线建设重点项目攀钢、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德阳二重、西南物理研究院，他再次说，从当前国际形势来看，特别是海湾战争之后，我们对三线建设的重要性应当有进一步的认识。

第三个大变化，表面上不那么突然，是东西部经济差距再度拉大。2002年，中国科技部、中科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共同支持的专家组发布了一份题为《中国现代化报告：2002》的研究报告，提出“第一次现代化”和“第二次现代化”的说法。报告称，2000年中国有8个地区完成或基本完成了第一次现代化，中国已经处于初等发达国家水平。1999年上海第二次现代化指数已经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中上水平，北京第二次现代化发展水平已经接近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上线。报告列出了2000年中国地区第一次、第二次现代化的实现程度指数排名。“第一次现代化”处于后16位（即全国一半以下）的，有11位是西部地区，后5位全部是西部地区；“第二次现代化”处于后16位的有14位是西部地区，后5位仍然全部是西部地区。据测算，最发达地区与最落后地区实现现代化的时间差距，已经达50年以上。因此，有学者认为，中国的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差距已经越过警戒线。

在邓小平“两个大局”思想的指导下，党中央从2000年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西部大开发取得了重大成就，缩小了东西部地区的差距。同时，由于历史的原因，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仍然有些核心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首先，西部地区历史上形成的封闭、粗放、低效的发展模式，改革开放以来并未真正改变。经济基础薄弱、产业结构不合理、文化教育水平低、基础设施落后、社会服务体系不完备等问题仍然明显，是西部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其次，西部资源优势正在弱化。随着国际高新技术产业凸显其优势，把西部地区单纯作为资源后备基地，寄希望于大规模资源开发，以及理顺资源性产品价格等措施已不再切合实际。

正如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二十大报告指出的十年前的问题：经济结构性体制性矛盾突出，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一些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和利益固化藩篱日益显现；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环境污染等问题突出；维护国家安全制度不完善、应对各种重大风险能力不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存在不少短板弱项。

面对这些主要存在中西部地区的问题，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提出了战略腹地建设的重要举措。

三、新时代战略腹地建设是对三线建设战略的高度升华和创新发展

新时代战略腹地战略的提出，主要基于经济布局和国家安全两个方面的思考。这和毛泽东和党中央当年提出三线建设的思考，是一脉相承的，同时又有高度升华和创新发展。

(一)战略腹地建设的核心，是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发展新质生产力

三线建设时期，重点是发展基础工业，即毛泽东比喻的“要把基础适当搞上去，其他方面不能太多，要相适应。”基础工业，包括铁路、钢铁、煤炭、机械、汽车、电力、油气、水利等。这些都是在填补旧中国留下的“一穷二白”。尽管三线建设在国防尖端科技方面取得了许多重大突破，但多是保障国家安全所需，还没有完全转化为现代化经济建设成果，人民为此也付出了暂时不能提高生活水平的牺牲。

经过西部大开发，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有了显著的变化，而高新技术产业相对布局不足。因此，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四川时指出，四川是我国发展的战略腹地，在国家发展大局特别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具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以科技创新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是大势所趋，也是高质量发展的迫切要求，必须依靠创新特别是科技创新实现动力变革和动能转换。四川要发挥高校和科研机构众多、创新人才集聚的优势和产业体系较为完善、产业基础雄厚的优势，在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上同时发力。要完善科技创新体系，积极对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资源，优化完善创新资源布局，努力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着力打造西部地区创新高地。

(二)战略腹地是国际新格局下，扩大国际大循环的推进器

三线建设时期，我国周边形势严峻，国家不得不从防御战争考虑，把建设重点收缩到中西部三线地区去。在建设中依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强调“靠山、分散、隐蔽”的防御性和向内地的收缩性。三线建设的所有重大项目，在1973年对外经济引进的“四三方案”之前，都没有把对外贸易作为经济要求，这是新中国工业基础薄弱和周边客观环境决定的。

新时代的战略腹地建设，面对的中国周边外部环境得到了极大地改善。东南亚、非洲、中东、南美洲成为中国和睦的邻邦和经济发展伙伴，欧洲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对象。特别是东南亚地区各国，种族、人文、文化传统与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联系和融汇，国家政治制度不同于西方和美洲，长期处于稳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和东盟、东南亚国家睦邻友好，经济互利，2024年，中国对东盟贸易总额，已经超过欧洲、美国，跃居第一位。东南亚可以作为转口贸易、加工组装出口基地，避免美国对华高关税的恶意壁垒。2024年11月底，越南国会也批准了修建谅山—河内一胡志明市的高铁计划，表现了促进中越经济共同发展的期望。在一定意义上，东南亚成为中国的可靠腹地外延。

美国近些年来以中国为主要对手，不断对中国出口设置高关税等障碍。无理制裁和限制中国一些企业贸易和科技交流。但总的看，美国主要强调贸易保护主义，处于“孤立主义”的被动守势。而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化、世界贸易大循环的主要动力。

因此，202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强调，要把广西打造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战略腹地。广西要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增强内外联动，构建更有活力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对接沿海发达地区产业新布局，有序承接产业梯度转移，加快北部湾经济区和珠江一西江经济带开发开放，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积极服务建设中国一东盟命运共同体，深化拓展与东盟国家在商贸、劳务、产业、科技、教育等领域合作，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市场经营便利地，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

因此，战略腹地建设完全不局限于三线地区。沿海的广西，是“一带一路”经济合作交流和国际大循环的源泉之一，也是国家向外发展的战略腹地。

(三)战略腹地是面对国际变局挑战，可以稳中求进的内循环平衡器

进入新时代，由于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外部需求可靠性降低，原有出口贸易的导向和比重都面临重大调整。如美国采取“友国化、近国化”，压制对华贸易。以内循环为主，成为必然要求。战略腹地建设这一重要部署能够通过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多元化，增强区域发展的韧性与安全性，使战略腹地成为促进国内大循环进入更高水平、供需动态平衡的重要抓手。从2019年起，中西部城市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相比东部沿海地区平均高出11.4%，而且逐年扩大。这既是企业投资空间布局调整在区域经济层面的宏观表现，也展示了新时代背景下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对经济发展的显著推动力。战略腹地的建设不仅有助于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提升中西部地区对国内外的资金、技术、人才等现代要素的吸引力，同时也能通过增加当地居民收入扩大国内市场的有效需求，并通过市场规模的扩大进一步强化腹地区域对企业的吸引力，从而使国内大循环的供给与需求进入更高水平动态平衡，不断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

(四)战略腹地的关键产业备份，是保障国家经济立于不败之地的稳定器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四川时强调，要依托制造业的独特优势，积极服务国家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高质量对接东部沿海地区产业新布局。2024年7月，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又把“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加快完善国家储备体系”，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一步棋。

关键产业的战略备份思想，在三线建设时期已经有了布局考虑，主要针对核武器、导弹、航空、舰艇、兵器、电子等国防尖端武器生产和科研基地。三线建设开始后的1964年9月，根据中央要求，国防工业办公室在中西部47个专区踏勘了1499个点，选出682个点，作为国防工业备份建厂选址。1965年2月，罗瑞卿向中央提交《关于国防工业在二三线地区新建项目布局方案的报告》，建议新安排项目共495个，其中工厂405个，科研机构90个。经过这次布局建设，完成了我国国防尖端科技工业的西部备份，形成了可靠的国防工业大后方。

备份的典型例子，是在四川建设第二个核工业和火箭试验基地。1966年3月，邓小平考察酒泉火箭试验基地指出：这个地方离边界太近，应该再到适当的地方选建新的试验场地。经中央决定，在四川建设西昌卫星发射基地，在涪陵建设地下第二套核反应堆816工程，作为备份。为了早日投产，又先期在四川广元建设了地面核反应堆827厂，作为备份的备份。三线建设的重点项目，如湖北十堰的中国二汽是长春一汽的备份，成都的成飞是沈阳沈飞的备份，德阳的二重是齐齐哈尔一重的备份。

60年过去后，中国的产业备份任务，从国家经济安全角度又再次被提出。中共二十大报告指出，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例如，中国经济和科技的中心上海、北京、深圳等东部大城市，疫情时期因为开放度较高，一度受到严重干扰，也影响了全国的供应和制造。再如，全国有三个证券交易所，都设在沿海地区的上海、深圳、北京，没有一个在中西部地区。一旦发生事变，将带来严重影响金融和社会的后果。在应对外部冲击时，战略腹地能为市场主体提供有效的替代选择，从而减轻市场主体的潜在损失。战略腹地有了关键产业的备份替代性，可以把损失和影响降低到最小，确保国家代化建设不会错失机遇、不会被打断进程。

（五）实施战略腹地建设的有效路径，是在国内梯度有序转移的协作机制

2024 年 7月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中第三项任务“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提出要求：“完善产业在国内梯度有序转移的协作机制，推动转出地和承接地利益共享。两个关键词，“梯度有序转移”“利益共享”，体现了和三线建设时期不同的路径。

三线建设之初，毛泽东多次提出沿海城市重要企业向后方搬迁的意见。1964年7月15日，他说：一有战争征候，工厂就要搬家。上海这么多工厂还能留给敌人吗？1964年8月，中央批转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问题的报告，提出在第一线的现有老企业，特别是工业集中的城市的老企业，要把能搬的企业或一个车间、特别是有关军工和机械工业的，能一分为二的，分一部分到三线、二线；能迁移的，也应有计划地有步骤地迁移。总的叫"大分散，小集中"。"三五"计划初步安排1964 年至1970年共搬迁近500个项目（不包括军工企业和科研机构）。总体估算搬迁企业占三线建设建成两千多个企业的半数左右。搬迁的手段，主要是政治和行政动员、军事化管理。一声令下，"好人好马上三线"，把机器拆分编号，经过几千里长途运输，到新址再组装起来。这种方式体现了极高的搬迁效率，虽然带来了经济效益的浪费，如有些厂搬迁费用几乎相当新建。在备战时期也无可厚非。

60年后的战略腹地建设，是在社会主义市场条件下进行的。首先，所谓“梯度有序转移”，可以理解为重要核心技术企业，如华为、大飞机制造厂，要先建设在东部和沿海地区，便于对外技术交流和配套厂家合作，成功之后再在中西部建设备份，可以经济效益最大化。其次，要求“引导资金、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东部向中西部、从中心城市向腹地有序转移”。这里强调的“引导”,主要是用市场经济进行调节，如从税收等加大对西部企业、地区的优惠政策支持，对到西部就业的职工给与较好的福利待遇等。再次，提出“推动转出地和承接地利益共享”。三线建设时期，东部对西部的支援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进行，基本上是无偿的，是“全国一盘棋”的共产主义协作。如1964年到1976年的12年中，国家在四川的三线建设投资，相当于1949年到1963年的14年总投资的4倍。今天建设战略腹地，仍然要强调和发扬三线建设的“无私奉献”“团结协作”精神，但利用转出地和承接地利益共享的杠杆，就能够更好地调动两方面的积极性，通过市场实现合理配置。

（六）战略腹地建设是全方位的、共同富裕的中西部绿色开发建设

“三五”计划制订中，曾发生过先抓农业还是先抓三线建设之争，由于资金的匮乏，不得不放弃了建设高产稳产田的"抓吃穿用"设想。那时，我国环境保护立法方面是空白，甚至在防治污染方面留下了较多隐患。一些三线企业的绿化行为，如夹江的909核动力基地、涪陵的816地下核工程，在厂区周围种植大批高大特殊树林，主要为了“隐蔽”。

60年后，建设绿色中国，已经成为不达标可以一票否决的硬性标准，在战略腹地建设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和规划地位。以四川为例，在农业方面，要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完成粮食生产等硬任务，推动大面积提高单产。践行大农业观、大食物观，加快建设“天府森林粮库”,发展壮大竹产业，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加强充电桩、冷链物流、寄递配送等设施建设，提高农机装备水平。在绿色生态方面。要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确保一江清水向东流。深入落实全面节约战略，加快重点领域节能节水改造。推进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城乡建设发展绿色转型，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拓宽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路径。

（七）战略腹地的重中之重，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四川是三线建设的重中之重。毛泽东曾说，攀枝花搞不起来，睡不着觉。他提出三线建设的中央常委会上，共识是“基本的一点就是搞四川这个第三线”。60年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又成为战略腹地的重中之重。在以下几个方面凸显了重要价值。

努力做大经济总量，争取经济上新台阶。近年来川渝地区经济增长保持了良好势头。但是，与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相比，经济总量仍然差距很大，人均发展水平相差更大。未来时期，我国将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成渝双城经济圈人口众多，市场广阔，在中国内陆水土资源和生态本底等保障条件最好，最具发展潜力，在新形势下，完全有可能发展得更快更好。

努力拓展对外交通通道，形成强大的战略输送能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是西部战区的核心地区，主要承担着对西南边疆、西北边疆地区的支援任务，同时，还要支援台海、南海的维护国家统一和安全的斗争。因此，要形成强大的战略投送能力。铁路要加快川藏铁路建设，形成进藏快捷大能力通道。建成成兰铁路，新建兰渝高速铁路，置换既有兰渝铁路为大能力货运专线。建成渝昆高铁，置换内昆铁路为货运专线。结合郑渝高铁、渝西高铁建设，新建成达万、渝万高铁，形成时速350 公里沿江高速通道，置换既有沪渝蓉沿江通道为货运专线。新建渝怀高铁、渝贵高铁，置换既有渝怀铁路、渝贵铁路为货运专线。

努力发挥优势，形成强大的军民融合产业体系。成渝经济圈是三线建设国防军工产业布局的重点区域，国防军工所有门类几乎都有相应项目。川渝两地要利用军工基础，发挥现有产业优势，携手打造汽车、电子、装备制造三大世界级产业集群，争取更大市场份额。要携手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培育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智能终端显示、新材料、生物医药、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要注意发挥各种类型开发区的示范作用，引入军民融合型企业作为种子企业，加快形成军民融合发展的强大的产业体系。

依靠科技教育实力，加快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发展。近年来川渝地区计算机及各类电子产业发展较快，2020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收入达到6259亿元。但是，和北京、广东、江苏等先进地区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川渝地区有众多的科研院校和高等院校，拥有数十万专业科技人员和高校教师队伍，每年有五六十万高校毕业生。在推进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中，要把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作为重点发展的产业。在成都、绵阳、重庆等地，培育软件和信息服务业聚集的核心地域。鼓励大院大所面向市场开拓服务领域。大力引进国内外创业龙头企业落户，建立软件和信息技术研发中心。发挥制造业优势，支持装备制造骨干企业加强嵌入式系统开发，提升面向智能制造、服务型制造的系统集成能力。

优化空间布局，提振经济内生动力。要突出中心城市带动作用，强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树立一体化发展理念。要通过优化空间布局，使川渝地区经济内生动力得到提振。重庆、成都两大中心城市，要以汽车、电子信息产业为主导，通过产业链分工，带动周边城市共同发展。川渝地区共建西部科学城，要以"一城多园"模式，加强重庆科学城、成都科学城、绵阳科学城以及多个科学园区的建设，形成成渝科技走廊，争取更多国家大科学装置、前沿交叉研究平台、军民融合协同创新平台落户。通过共建跨行政区域的经济开发区的形式，甚至可以借鉴三线建设时期经验用"飞地"模式推动合作共建，提高川渝地区资源配置的整体效益，推动军民融合发展在更广阔的地域进行。

四、结语

总的来看，战略腹地的布局侧重两个方面，一是改变经济不平衡的布局。这和当年三线建设要改变东西部经济差距，都是从经济均衡着眼。不同的是三线建设是基础工业填补空白。现在是高新技术的新质生产力向中西部发展，站位高得多。二是从国家安全角度布局，也和当年三线建设完全吻合，但以国家经济安全为主，方位和手段从单纯的备战防御提升到在开放中稳定可控。

“不似春光，胜似春光，战地黄花分外香”。如果说60年前的三线建设，是中国共产党人率领全国人民，以坚忍不拔、筚路蓝缕的牺牲精神，战胜了种种难以想象的自然困难和战争威胁，用自己的生命和汗水，浇灌出了中西部地区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奇迹之花，那么，60年后的新时代，中西部地区进行战略腹地建设，将在三线建设的物质和精神基础上，创造更加美好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奇迹。

 

【作者简介】

陈东林，中国社科院教授，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