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佳木

编者按：为纪念三线建设重大战略决策60周年，汲取奋进力量，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2024年5月22日至23日，由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主办的“三线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三线建设6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重庆涪陵召开。会议根据专家讲话与投稿形成专门论文集，现选登部分篇目，形成合辑，以飨读者。

 

今年5月是党中央作出集中力量进行三线建设重大决策的60周年，10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新中国史和三线建设史的学者们在当年三线建设中心区域之一的重庆市聚会，共同研讨三线建设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是对这两个伟大日子的最好纪念，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也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1964年启动到1983年收尾的三线建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组成部分，因此也是中国式现代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上书写过灿烂辉煌的篇章，树立了永垂不朽的丰碑。事实说明，这一历史今天仍然大有深入研究和广泛宣传的必要，从事这一历史研究的同志应当研究了再研究，宣传了再宣传。

第一，三线建设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

三线建设从启动到收尾，前后长达18年，涉及13个省市自治区，投入2000多亿元和上千万人力。如果加上1984年到2006年的后续调整改造，三线建设共耗时40年。对此究竟应当如何评价，改革开放后产生过不同看法。有人以战争并未出现和建设中出现的效益低下、浪费严重的现象为由，认为三线建设决策错了，是多此一举、劳民伤财、弊大于利。有的虽然肯定三线建设成绩巨大，但仍然认为对战争的威胁估计过分，对建设的要求过急、铺摊子过大，“山散洞”方针（即靠山、分散、隐蔽）有严重的片面性，在政治和经济上形成了一系列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这些攻击或质疑的声音，要害在于没有把这个决策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而是放在了后来的历史条件下看待，违反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常识。

当时的历史是一种什么情况呢？1962年，在研究“三五”计划方针时，中央一些主要领导同志鉴于三年困难时期“民生”方面出现明显短板，主张把解决“吃穿用”问题作为“三五”计划的重点。但自从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来，我国周边局势日趋紧张。在美国军事援助下，台湾蒋介石当局利用大陆出现的暂时经济困难不断进行军事骚扰，企图反攻大陆；印度军队在美苏两霸的暗中支持下，在中印边界不断入侵我国领土，进行无端挑衅；苏联则派重兵进驻中蒙边界地区，还把战略导弹对准了中国；而美国对越南北方进行的大规模轰炸，已将战火烧到了我国边界。就是说，当时中国的东南西北四个方向，都受到了战争威胁。

对此，1964年4月中央军委总参谋部提交的一份报告分析指出：我国工业过于集中在沿海地区，大城市人口过多，主要铁路枢纽、桥梁和港口码头多在大城市附近，水库紧急泄水能力也很小，缺乏应对敌人突然袭击的措施。于是，在讨论“三五”计划时，毛主席明确指出：国民经济有两个拳头，一个屁股，农业是一个拳头，国防工业是一个拳头，基础工业是屁股；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三五”计划要考虑解决全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问题，要搞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加强三线建设，防备敌人的入侵。他告诫全党：必须积极备战，要把立足点放在打原子弹的准备上。抢时间，争速度。时间问题，也是一个战略问题。党中央经过研究，一致拥护毛主席的主张，决定“三五”计划在加强农业生产、解决人民“吃穿用”的同时，把重点放在三线建设、改变工业布局上。在随后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特别强调了备战，说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有了这些东西，就放心了。此后，毛主席进一步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思想，成为指导我国国民经济较长时间的方针。

关于当年决策对战争威胁是否估计过分，敌人的解密档案有助于回答这个问题。这些档案说明，无论美、苏，当时和后来都确实有过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计划和动议，只是由于中国预先做了充分准备而未付之实行。对此，毛主席有一句话讲得很透彻，他说：“世界的事情总是那样，你准备不好，敌人就来了；准备好了，敌人反而不敢来。”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三线建设的决策不仅使中国避免了一场四面包围的侵略战争，而且使中华民族躲过了一场核战争的灾难。

至于说当年决策对时间要求过急、选择地点过于偏僻和分散等所谓缺点，其实正是决策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因为，面对战争威胁，抢的就是时间，要的就是隐蔽。如果时间上再放从容些，选址上再多考虑交通、生活等各方面的方便，当然很好，但那样也失去了三线建设的意义。世界上的事凡有一利必有一弊，十全十美的事是没有的，关键看利大还是弊大。三线建设的目的是为了从我国当年工业布局和地理条件的实际出发，把一批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向内地转移，防备敌人从周边、沿海突然袭击，而且使用核武器。从这个意义上讲，三线建设的决策完全符合这个目的，也实现了这个目的。所以，作为决策，它是完全正确的，不存在什么基本正确的问题。

第二，三线建设的过程是可歌可泣的。

在三线建设时期，一线企业向三线搬迁是一项主要任务。当时流传的一句口号：“好人好马上三线，备战备荒为人民”，说明无论援建职工还是企业都是同行业中的佼佼者，也说明无论援建职工还是企业都是随时听从上级调遣，只要一声令下，不讲价钱，不计得失，闻风而动，打起背包就出发，从四面八方奔赴三线。例如，那时计划以重庆为中心，迁建、新建的项目就有200多个，其中上海122个，广州、南京20个，东北27个，分属兵器、船舶、航天、电子、核工业等90多个国防企事业单位。仅1964—1965年两年，就迁入60个企事业单位。浦陵机器厂原系上海动力机械厂，生产小型汽油发动机。1964年10月决定搬迁，40天就全部完成土建工程，256台设备仅用18天拆迁安装完毕，从搬建到投产，只用了两个月时间。

那时，上海、沈阳、北京等一线大城市的许多重点企业，都是直接对三线地区进行对口支援，把最好的师傅和设备调过去。例如，鞍钢支援攀钢、一汽支援二汽、上海支援四川，有两个车间的，调去一个车间；有一个车间的，调去半个车间。为了支援水城钢厂，鞍钢搬迁了1座568立方米的高炉和相应配套的焦炉、烧结机、矿山、动力等一批设备到贵州六盘水。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建设，更是冶金、化工、煤炭、铁道、电力、地质、机械、交通等十几个中央部委和云、贵、川三省团结协作的结果。据统计，1966-1976年，全国共内迁项目380个、职工14.5万人、设备3.8万余台，11个三线省区共投资1000多亿元，从而形成了西南机械工业基地、华中机械工业中心和汉中、天水、银川、西宁工业区等一批新的、各具特点的工业中心。正是当年各部门、地区、企业之间的这种团结协作，使三线建设实现了党中央抢时间、争速度的战略意图，也为改变全国工业布局和少数民族地区工业的落后面貌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年出于战备需要，来自全国各地的数百万建设者，放弃相对舒适的生活和相对优厚的物质待遇，告别亲人，远离城市，奔赴人烟稀少的深山峡谷、大漠荒野，或扎根，或转战，与天斗，与地斗，与各种困难斗，披荆斩棘，顽强拼搏，锲而不舍，坚持不懈，涌现出无数模范人物和英雄事迹。

例如，攀枝花钢铁基地，选址在总面积仅2.5平方公里、地形坡度达10％～20％的金沙江边弄弄坪上，被国际同行普遍认为不可能建大型企业。然而，攀枝花建设者偏不信这个邪，凭着“三块石头支口锅、帐篷搭在山窝窝”的精神，硬是靠人拉肩扛，把成千上万吨大型器材设备和生活物资运了上去。同时，他们又进行科学的总体布置，精心设计工艺流程，合理制定运输方案，终于在深山峡谷中建起了被誉为“象牙微雕”的现代化大型钢铁联合企业。

再如，成昆铁路沿线地形险峻、地质复杂，山体滑坡，危岩崩塌，以及岩溶、岩爆、泥石流等各种险情时有发生，被国外专家断定为“筑路禁区”。在这样的恶劣条件下，铁路建设者硬是逢山凿洞，遇水架桥，全线共建有各种桥梁991座、隧道427座，桥隧总长433.7公里，占线路总长度1100公里的40％，有些车站甚至建在隧道中、桥梁上。因此，成昆铁路也被联合国誉为“象征20世纪人类征服自然的三大奇迹”之一。

至今被广为流传的“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口头禅，是三线人精神境界的真实写照，传承着几代三线人的家国情怀。他们为了国家和人民的需要，把三线企业所在地当成了第二故乡，其深厚感情有的甚至超过了生育他们的第一故乡。在他们之中，有不畏烈火、保护油井的四川32111钻井队英雄集体，有抱病牺牲在工地的好干部陶惕成。修建成昆铁路时，有两千多名铁道兵干部战士牺牲，相当于平均每修一公里就牺牲两个人。在全国三线地区，到处可见当年建的烈士墓园。它们是三线人英雄事迹的见证，默默传颂着三线人万世垂范的奉献精神。所以，三线建设不仅创造了物质的成就，也锻造出了三线精神这一精神成就。而且从一定意义上讲，三线精神比三线的物质成就更加可贵。

与其他时期的大规模工业建设相比，三线建设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在苏联终止援助、撤走专家之后的困境里艰难起步的，也是在西方实施物资禁运、技术封锁的情况下出奇制胜的，更是在荒山野岭、信息闭塞的条件下创造奇迹的。例如，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体系，不仅能够大批量生产轻武器，而且能够生产相当数量的先进重武器，到1975年兵器生产能力已占到全国的近一半。分布在四川、贵州、陕西的电子工业基地，形成了生产门类齐全、元器件与整机配套、军民用兼有的体系。四川、陕西等地的战略武器科研生产基地，拥有从铀矿开采、提取到元件制造、核动力和核武器研制的完整的核工业系统。这些三线企业中的科技人才，自力更生，刻苦钻研，成为自主创新的主体。钒钛磁铁矿冶炼是当时国内外尚未解决的难题，为此，100多名科技人员经过反复试验，终于用普通高炉攻克了这道难关，首创世界最高水平的钒钛冶炼技术。中国燃气涡轮研究院经过30多年攻关实验，建成了亚洲第一台航空发动机模拟高空实验平台，荣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三线建设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当年按照“山、散、洞”原则被安排到山沟里的那些企业，在改革开放初期大多面临停产和停发工资的困境。然而，面对这种窘境，广大三线职工没有怨天尤人，而是服从大局需要，克服种种困难，自筹资金，“找米下锅”，在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中，走出了一条产业转型的创新之路，既实现了自身的长足发展，也为所在地的社会发展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这种面对大环境变化，主动设法适应新形势、走出新路子的做法，也充分反映了三线人的精神风貌。

第三，三线建设的成就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三线建设于1964年决策，从1965年到1983年实施，加上从1984年到2006年的后续调整改造，横贯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地域囊括云、贵、川、陕、甘、宁、青、湘、鄂、豫、晋、粤、桂等省市自治区，涉及1/3的国土面积，其中重点是川、黔、甘、陕等地。另外，各省市区还有自己的三线建设，俗称“小三线”。到1978年，中西部工业固定资产原值就已经占全国的56％，超过了东部沿海地区；职工人数由325.65万增加到1129.5万；工业总产值增长近4倍，构筑起了规模庞大、门类齐全的内地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的现代工业交通体系，极大地增强了新中国的工业实力，完善了新中国的工业布局，为改革开放前做好反侵略战争准备提供了强大而巩固的后方基地，也为改革开放后现代化建设的突飞猛进奠定了坚实而雄厚的物质基础。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那一时期成功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氢弹，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建成的第一个军用核反应堆，试射的第一枚远程导弹，建成的第一艘核潜艇和第一台电子加速器，制造的第一批国产喷气歼击机，绝大部分研制、试验基地都在三线地区。三线地区还建成了攀枝花、酒泉等钢铁基地，金川、宝鸡等有色金属工业基地，四川合成氨、河南煤化工等化学工业基地，德阳东方、天水海林等机械制造工业基地，绵阳、都匀等电子工业基地，六盘水、渭北等煤炭工业基地，川、贵、陕等航空工业基地，以及葛洲坝、刘家峡、龙羊峡和焦作、秦岭等水电站、火电厂，成昆、襄渝、湘黔、枝柳、青藏（西宁至格尔木段）等铁路干线，以及西南合成、中南制药等轻纺医药企业；形成了攀枝花“钒钛之都”、绵阳“科学城”、六盘水“江南煤都”、德阳“重装城”、十堰“汽车城”、金昌“镍都”、梓潼“两弹城”、西昌“航天城”等60多个新兴工业城市，涌现出成都、重庆、关中、兰西、滇中、黔中等一批现代化都市圏。

需要特别指出的还有，1984年，党中央之所以决定对三线建设进行调整改造，主要是由于三线建设的决策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作出的，是从备战需要出发的，不仅时间紧迫、仓促上马，而且选址上也主要考虑有利于安全，所以，往往地处偏远山区，自然条件恶劣，交通不便；加上刚开始建设就碰上“文化大革命”，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受冲击，群众组织相互武斗，严重干扰生产、科研；建设后期又遇上国际形势缓和，党中央作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新判断，国内启动改革开放，市场调节成分不断加大。所有这些因素，使三线大批企业“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弱点突出显现。由于军品任务锐减，导致生产设备闲置，效益下降，企业亏损，职工流失。面对这种情况，党中央决定成立国务院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办公室，进行三线企业的调整和技术改造。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各地按照“关、停、并、转、迁”和“保军转民、以军养民、军民结合、平战结合”的方针，采取企业调迁与技术改造、引进外资和技术相结合，老厂不动与科技机构和民品生产部分调迁相结合，性质类似的厂所合并调迁与就地调整相结合，发挥三线优势与加强与一线、二线横向联系、经济技术合作相结合等措施，使三线老企业得以旧貌换新颜，生产、生活环境得以根本改善，职工队伍特别是科技管理队伍得以基本稳定，产业产品结构和技术得以优化进步、升级换代，大大增强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发挥出巨大潜能。以重庆为例，大批企业走上军转民道路后，实现了产业产品多次更新换代：第一代是冰箱、电视、洗衣机、电风扇、缝纫机，第二代是摩托车、电子技术、车辆、船舶，第三代是汽车、仪器仪表、航天航空、自动控制、计算机技术。目前，重庆已形成以汽车和摩托车为主体的机械工业、以天然气和医药为重点的化学工业、以优质钢材和铝材为代表的冶金工业等三大支柱产业。所以，三线建设的伟大成就，既包括其主体时期的建设，也应包括后来调整改造时期的建设；是主体建设与调整改造共同构成的，都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组成部分，都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本质和特色，都值得我们大书而特书。

第四，三线建设史的研究是需要继续深入的。

自从进入新时代以来，在正确历史观的指引下，三线建设史研究的环境有了极大改善，研究队伍不断扩大，研究成果越来越多。然而，由于当年三线建设以备战为中心，整个建设处于保密状态，成千上万的人都是悄悄地来，在深山僻野中隐姓埋名几十年，公开资料很少；加上处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建设中难免受到“左”的思潮干扰，使改革开放后在宣传上颇多困难，也颇多忌讳与顾虑，以至于许多感人事迹、重要成就，直到现在仍然鲜为人知。唯其如此，更需要三线建设史的研究者在准确把握新中国史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和正确看待、处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关系的思想指导下，深入研究和大力宣传三线建设史，以揭开这段历史的神秘面纱，让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了解这段历史，用无可辩驳的事实批驳历史虚无主义对三线建设的诋毁，宣扬三线建设的辉煌成就，阐释其在新中国史上的重要地位。

在党的二十大上，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持续抓好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宣传教育，引导人们知史爱党、知史爱国，不断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不久前，中共中央印发《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要求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推动全党全社会学好党史、用好党史，从党的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把新中国史纳入到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中，把爱国主义教育提升到了法律的高度。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开展三线建设史研究不仅有助于新中国史的学术研究，而且有助于党的二十大精神的贯彻，有助于《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的执行，有助于《爱国主义教育法》的落实。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期间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讲了一段情真意切的话。他说，新中国“70年砥砺奋进，我们的国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无论是在中华民族历史上，还是在世界历史上，这都是一部感天动地的奋斗史诗。希望大家深刻反映70年来党和人民的奋斗实践，深刻解读新中国70年历史性变革中所蕴藏的内在逻辑，讲清楚历史性成就背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优势，更好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为党和人民继续前进提供强大精神激励”。我认为，他的这段论述对于三线建设史的研究者尤其适用。我们要进一步加强三线建设史的研究，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服务，为落实《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和《爱国主义教育法》服务，为总结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历史经验服务，为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牢固树立“四个自信”服务，为传承党的精神谱系服务，为保护和利用当代中国工业遗产服务，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中国共产党、老一代革命家和老一代建设者们为我们国家、我们民族作出的伟大贡献。

党的二十大报告在分析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形势时指出，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随时可能升级，必须准备接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人民解放军要全面加强练兵备战，提高人民军队打赢能力。毛主席早在当年研究三线建设问题时就曾说过：“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的威胁。”可见，深入研究三线建设史，对于新形势下助力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开展新型战略大后方建设，充分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

“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让我们共同努力，向三线建设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进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新中国史工作者的应有贡献！

（选自“三线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三线建设60周年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

 

【作者简介】

朱佳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国史学会会长。